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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G20峰会后的中日韩关系展望

2016-10-03

在中国主持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由此,一度僵持的中韩、中日关系呈现缓和契机。但鉴于悬案未了,今后中日韩之间的关系怎么走,仍将对地区格局有关键性影响,故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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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关系相对单纯,且保持着长期稳定而紧密的基调,但近期因韩方决定部署美军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萨德)而出现龟裂迹象。就在G20峰会之际,朝鲜继不久前完成海基潜射试验后,又搞新版核试验,向着核冒险步步逼近,偏离无核化目标越来越远。对此,联合国安理会推出紧急制裁案,反映各方对威胁有共识。面对共同的威胁及对威胁的一致认识,中韩关系的容许度渐宽,缓和的可能条件增多,经济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上升。

尽管中韩贸易和投资彼此都不是最大,但对双方经济发展都最为关键。韩国经济和韩国资本离不开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巨大规模;而中国产业及其分工体系的良好运转,不可能在韩国因素缺失的条件下不受到负面影响。我们无法忽略的是,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后,原本密集于日本东部的化工、半导体等零部件产业开始向韩国、台湾转移,迅速与中国大陆形成了新的地区产业分工格局。这是推动中韩贸易扩大、近期超过中日贸易且中韩投资紧密的结构动因。

事实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当初亚洲最大的集装箱港神户港受地震影响,物流分散到韩国釜山港,加之历届韩国政府积极提供税收和补贴政策,扩张釜山港集装箱集运地位。如今,釜山港成为东亚对北美口岸集装箱贸易的最主要经停港,约八成集装箱船要经由该港才能驶向北美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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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釜山港

如果从“海上丝绸之路”角度看,釜山港堪称中国、东亚对美贸易的经由港,同时也是对欧贸易的始发港。尽管,日本政府近年大搞“国际战略港”计划,欲重振联系美欧两大市场枢纽港地位,但毕竟街亭已丢,大势不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韩自贸协定先行启动自然有其结构性基础,中韩关系率先缓和自然也有其结构性理由。

中日矛盾自然不是千古不变。实际上,后金融危机时代,安倍外交面临要解决三大国关系的难题,即对中、美、俄外交,同时也须处理好对东盟、印度及中东和非洲关系。表面看,安倍在对华关系上似乎难题最多,悬案也最多,解决难度最大,以至于上台近四年尚未实现对华国事访问。2016年是安倍当年破冰之旅10周年之际,2017年又时值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若不能在今年内实现正式访华,将是“安倍外交”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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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

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面临转折点,日美经济贸易矛盾、金融汇率政策矛盾都开始浮出水面,而基于美国政治需要的所谓“共同的安全威胁”渐渐退潮。尤其是,每每在G20峰会前,奥巴马总会一以贯之地上演一出安全闹剧干扰议题,阻止讨论美元体制,而今年却玩的灰溜溜的。在此,需要做一点解释:2008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召开20峰会的主要动议就是针对美元体制,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制失灵,主张应在G20上重建国际货币体制。这是美国最担心的,也是最无奈的。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直到2011年才轮到法国主持G20峰会。而在整个筹备过程中,美国提早催开了“茉莉花”,让萨科齐早早迎来了“阿拉伯之春”,陷入无尽的北非困局,无暇筹备动摇美元体制的脚本。

南海仲裁闹剧如出一辙。但杭州峰会高举发展大旗,主张活力、创新、包容,以道家之大空,太极之怀柔,破解了美日围攻。尽管,近日美日防长声称将在南海联合巡航,但各自急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心思已难以掩藏。

中国有三大市场,让美日争先恐后,不惜相互使绊。一是个人消费市场,包括出国游;二是互联网+为主的产业4.0市场,包括“金融技术”投资;三是环保市场,包括汽车和电力两大主力产业市场。这三大市场看似简单,但深层伴随活力、创新和包容,因而具有巨大的时代利益。而其前提是且必须是政治缓和、政治互信和政治互动,由此方能形成超越WTO、TPP和自贸协定的市场规则和国际标准。这是以月计算的今后中日关系的前途,也必将是安倍不得不在年内考虑的如何避免美国时隔40年再搞一次“越顶外交”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