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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予G20杭州峰会更大期望

2015-12-17

几星期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土耳其宣布,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将于2016年9月在杭州举办20国集团(G20)峰会,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恰好与G20为实现包容与协调增长而推动全球创新增长、完善经济与金融治理、刺激国际贸易与投资所作的长期努力相吻合。随着中国担当主席国,G20处在了从“救火队”转变为解决世界经济长期结构缺陷的全球机制的历史节点。人们自然对中国朝正确方向引领G20和世界经济抱有更大期许。那么,最重要的期望是什么?中国应该怎样做才不负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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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这一主题?

大致而言这一选择有三个背景原因:

一、虽然世界经济已或多或少走出金融危机,但经济复苏缓慢,表现令人失望,缺少显而易见的新驱动力。

二、全球治理改革没有进展,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制定混乱,至少令人十分困惑。

三、G20对此感到无能为力,或者说G20在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上被捆住了手脚。

而且,计划中的G20杭州峰会主题,看起来“对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中国新发展战略,即在2016到2020年期间在中国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

G20成员国正在努力落实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确定的到2018年使GDP额外增长2%的目标。与此同时,它们还在全力应对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由于G20创造着全球80%以上的GDP,可以说,世界的未来掌握在G20手中。

G20杭州峰会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关键问题能否取得进展:

一、引领世界经济朝创新与合作方向发展;

二、解决G20只是清谈馆、而无法落实历次峰会决定这一棘手问题;

三、改革全球治理架构,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决策发言权。

要取得进展,最根本的是要认清世界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G20土耳其峰会所指出的,必须有一个针对结构和机制的治疗方案: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失去动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与之配套的体制的潜能趋于消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常态,为纠正这种失衡,需要进行彻底的再调整。这是对全球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缺陷的恰如其分的战略评估。世界贸易从2008年时的增长7%,放缓到如今增长3%,就是对这一现实的印证。

从国别角度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有像样经济复苏的国家,GDP年增长率达到2-3%,失业率降到5%以下。由于美联储即将加息以及美元走强,指望美国像金融危机之前那样引领全球经济是不现实的。欧元区深陷债务泥潭,仍在为摆脱金融危机阴影苦苦挣扎。日本依然无望地处在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的不景气当中。

由于全球经济问题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新兴经济体虽然GDP平均增速快于发达国家,但情况并没有更好。特别是资源出口国,大宗商品价格近年不断下跌加剧了它们的经济困难,而美元升值使其前景更加黯淡。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协调宏观政策,共同努力,才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G20在设计全球增长路径时,必须对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有所认识。

那么,对中国2016年成功举办峰会并发挥主席国作用,人们期待什么?

首先,中国有望带领G20成员国更好地协调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随着相互依存的加深,全球经济共同体已经成为现实,没有哪个国家能指望靠自己单干。在各经济体全力应对金融危机的头几年,“同舟共济”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不幸的是,在危机基本结束的今天这种精神不复存在。

G20必须让自己从危机管理“救火队”,转变成为金融、财政管理和货币措施的政策协调机制。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定期磋商应该强而有效,并被授权有强制力。这就要求G20成员国,特别是那些有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成员国在表达和实施其货币政策时公开、透明,以避免政策的“负面溢出”。例如,美联储就应该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或其他类似机构,与其他主要央行和全球金融中心更好地进行沟通。

其次,中国将向世界表明,全球经济增长要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诸如新技术、“互联网+”、新产品、新能源等新增长引擎和驱动力,以吸引新客户或再创新消费。这里的关键词是创新。无论推动增长所需要的动力是什么,都必须来自创新。如果我们继续在经济战略上墨守成规,那将一事无成。新的产业化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不能被那些冥顽不化的“惯性”蒙住双眼。

市场在确定资源分配方面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应该实施必要的管控与调节,以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各自发挥作用并形成互补。

在这方面,商业领袖参与G20峰会及峰会相关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应尽早进行必要的准备。

在寻求和转向新增长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两个可能的陷阱,即资本和就业陷阱。相当多拉美和亚洲经济体正是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深陷其中。

这两个陷阱实际上是什么?“资本陷阱”指的是工业化初级阶段结束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资本持续短缺,国民储蓄被用来当作劳动力和制成品出口来源。“就业陷阱”指的是无法解决低端制造业或加工业释放的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中国跨越这两个陷阱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也具备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些优势,即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出口国,其国内经济相当不平均,服务业扩张迅速并吸纳了大量非技术型剩余工人。

第三,中国有望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带头作用。这里包括两点,

一是要改革由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支撑的经济治理架构,使其更合理、更有效、更公正。如果能够现实这一点,该治理体系就将成为落实G20领导人决定的可靠工具,从而解决G20“决而不行”的问题。

二是要摆脱“华盛顿共识”所示范的过时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全球经济失衡是实际存在的,但它并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新兴经济体组织的过错,而是长期遵循落后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建立在漏洞百出的体系之上。这就要求对整个体系进行改革创新,而不是只给它打几个补丁。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带一路”并非仅仅着眼于中国的增长,它是一个广泛的区域发展和跨区域发展理念。它是一种增长模式,旨在解决现有的全球失衡问题。在“一带一路”构想下中国发起了两个行动:建立亚投行和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后者包括把中国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合适的国家,帮助推动它们的工业化进程。

由于G20峰会要同时解决若干重要问题,而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战略必然涉及诸多领域,因此最好设立若干由政府官员和专家组成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承担一项具体任务,并由一个G20成员国来带领。

简言之,中国新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经济增长发展战略与G20杭州峰会主题一样,都表明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战略正在成型。相关努力将集中在四个方面:创新、改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以及包容与协调发展。如果G20成员国能像2008-2009年最初击退金融危机那样通力合作,那么,巨大的期望就会产生出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