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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正义的故事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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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辛迪加(PS):今年4月你和达亚·雷迪指出,新冠疫情“表明政府能够在危机中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而且人民是准备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改变自己行为的”,你呼吁对气候变化也采用同样的紧急措施。但是八个月之后出现的“抗疫疲劳”,削弱了人们对公共卫生限制的遵守。这对有效的气候解决方案意味着什么呢?

玛丽·罗宾逊(MR):虽然世卫组织和其他人用了“抗疫疲劳”这一术语,但我呼吁在使用这个标签时要谨慎。我们一定不要把封锁带来的焦虑,这通常与对经济的担忧有关,不要把它与不愿意遵守公共卫生指导原则混为一谈。

世界各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正面临着巨大的不幸。各国政府必须提供充分的财政和社会保护,使穷人和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不会觉得他们必须在保护自身健康和养家糊口之间二选一。政府必须要解决因为疫情而加剧的更深层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在我们考虑气候变化时,有时候所谓的“疲劳”,其实可能是当知道我们面临的威胁有多严重后,在心理甚至生理上感受的巨大苦楚。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地钦佩年轻人、原住民活动家和其他执着孤单的声音,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呼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当今,气候运动呈现出了良好的势头。我们有框架,包括《巴黎气候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还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也有相聚在一起的时刻,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缔约方大会(COP)。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机制,让政府领导人、商界和产业界负起责任来。更广泛地说,我们必须把新冠疫情看成建立制度的机会,这个制度奖励社会责任,不容忍短视或贪婪,接受科学,承认自然的极限,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PS:你和雷迪强调“必须把社会正义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你和戴斯蒙·图图在2011年也强调过这一点。现有的框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原则呢?为了推进这个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哪些计划、政策或者做法?

MR: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最先开始研究“气候正义”这个概念时,它在人们眼里还是一个小众的问题,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原则了,政府和企业都越来越多地让自己的规划与《巴黎气候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

但它们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要把全球变暖限制在巴黎协定规定的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的目标内,各国政府就必须承诺并且覆行更有抱负的“国家自主贡献”。我们还需要见到具体的计划,让世界公平地过渡到以清洁能源为动力。所有气候行动都必须充分地尊重人权。

我们有框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来自最高层的足够动力和决心。我们需要各国领导人认识到,多边主义是让人人享有绿色、可持续和公平未来的唯一可行途径,并且要为此采取行动。

PS:正如你、阿米娜·穆罕默德和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2015年指出的那样,妇女是“最容易受到不可持续行为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之一”。然而,考虑到她们“在水、食品和能源等家庭要务上的中心地位”,她们对“这些领域的挑战和潜在解决方案”是有宝贵见解的,因此应该“站在决策的最前沿”。五年过去了,让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决策的努力是令人振奋还是令人失望呢?提高女性参与最重要的变化有哪些?

MR:气候变化并非不分性别,女性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但是,她们的看法之所以宝贵,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易受伤害,还因为妇女经常走在环保努力的前列。她们通常是新农业技术的早期使用者,而且还成为了绿色能源的创业者。她们是危机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人,也是家庭中的决策者。

今年早些时候,我和纪录片制作人梅加·阿格拉瓦尔·苏德一起参加了一个座谈,她非常渴望有“多样化的故事,一如我们试图拯救的生态系统”。这令我印象深刻。她强调说,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叙事一直被来自发达国家的白人男性声音所主导。国际政治和外交也是如此,而我们需要各级决策更加多样化。

在2019年12月的第25届缔约方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在气候行动中考虑性别因素的雄心勃勃的新五年规划。这个所谓的“性别行动计划”是一项重大成就,它将强化对性别问题的考虑,促进妇女对这一领域的参与。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女性全面担任领导职务,包括在部长级、大使和外交官级任公职,以及在基层工作。

假如我们希望有机会成功地应对气候危机,就不能把多样性看成是“奖赏”,是可取的但又无足轻重的一块拼图。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本质:它是进步的先决条件。女性已经涉入这些问题,我们要让她们来帮助制定解决方案。

PS:上个月,你、莫·易卜拉欣和凯文·沃特金斯等几位联名签署人写道,鉴于“在减少极端贫困和营养不良、降低儿童死亡率、扩大教育机会等方面取得的来之不易进展”岌岌可危,“我们需要一个为穷人服务的贸易体系”。新冠危机正在促使许多国家反思它们的贸易行为,你认为这会加速还是会阻碍必要的改革?

MR:近年来的多边主义危机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之一,就是世贸组织几近瘫痪。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蓄意阻挠和采取孤立主义立场造成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未能就新任总干事达成一致,正是出现这种功能性障碍的最新、最恶劣的例子。

要想克服目前面临的健康与经济挑战,确保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经济复苏,我们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体行动。这必须包括各国齐心协力地尽量减少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干扰。

新冠危机凸显了多边规则的必要性。在新的领导下,世贸组织还可以在重新架构全球贸易政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之与低碳增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少污染等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附带说一下……

PS:两年前,你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曾感叹,“美国不仅不发挥领导作用,而且正在破坏多边主义,助长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美国即将到来的领导人换届有望改变这一局面。但它今天还会拥有四年前那样的影响力吗?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乔·拜登政府应该如何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呢?

MR:当选总统乔·拜登无法挽回即将卸任的政府浪费掉的时间。但我们现在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为减少全球变暖而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很重要,拜登还是能做很多事的。

拜登已经承诺,他上任第一天就会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这是一个象征性举动,但也很重要。他还发誓要恢复被特朗普废除的环境保护政策。尽管两极分化和在参议院缺乏强有力的多数支持,会限制他的选择,但他可以用行政命令来扭转特朗普的许多气候政策。

短期之内,拜登还必须坚守他的承诺,把培育绿色就业和推动脱碳作为从疫情中复苏的一部分。更为根本的是,他必须努力缩小全球气候抱负与其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我非常期待美国恢复它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

PS:你在2018年出版的《气候正义:希望、韧性和为可持续的未来而战》(Climate Justice: Hope, Resilience, and the Figh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一书中,突出写了应对气候变化斗争中关于力量、创造性和发展进步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对现实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MR:当我们尝试激励人们支持气候行动的时候,强大的化石燃料游说团体并不是唯一要应对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克服噪音,克服日常生活中对不公正的分心和冷漠。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气候危机这个现实,但这一问题的规模很容易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故事有助于对抗这种无力感,激励人们支持改变具有破坏力的政策,或者让他们的政府负起责任来。

我在书中提到的那些人物表明,应对气候挑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我们需要人类的一切技能、见识、智谋和创造力。

看看莎伦·汉肖的故事。莎伦原本是一家美发店的老板,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直到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她的美发店,她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的许多邻街住宅和店铺也都被毁了。暴风过后,联邦救济计划让她和其他被边缘化的妇女彻底失望。为了应对这种不公正,她建立了“沿海妇女变革”(Coastal Women for Change),这是一个促进妇女赋权和社区发展的组织。她也因此成为当地、全国乃至全球气候正义的代言人。

莎伦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成为气候活动家,但通过她坦率的讲述,她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PS:你的播客,也就是由你和喜剧演员兼作家梅芙·希金斯主持的《发明之母!》(Mothers of Invention!),它将辛辣的现实主义、有思想深度的乐观主义和智慧集于一体。通过从严肃的话题中发现幽默,你学到什么吗?你认为在推动“女权主义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方面,播客和它所使用的滑稽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MR:我想人们对《发明之母!》的反应是相当好的。因为,尽管这个话题很严肃,但这个播客的基调轻松愉快,让前景充满希望。因此,听众不再感到无力或是因气候危机而沮丧,而是可以听到积极、友好的建设性解决方案。笑一笑总是好的!

也不再只是我和梅芙主持。在最新的系列中,才华横溢的制作人蒂马利·科迪卡拉经常加入我们。我在录制播客的时候,感觉就像和朋友聚会一样。我希望听众也能有同样的感觉。

播客着眼于问题的交叉性。我们并不只关注气候科学,我们还探讨气候危机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贫困、移民和社会正义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说教式的,而是通过讲故事,试图证明个人也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做出贡献。

在2020年里,我们的重点之一是在节目的核心突出女权主义原则。我们一直在鼓励听众以及我们自己在“自我照顾”上花些时间,用包容和关爱的方式追求我们的气候目标,汲取必要的历史教训以便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光明的未来。

PS:说到有效的信息传递,你曾赞扬年轻的瑞典气候活动人士格蕾塔·通贝里让气候问题“人性化”,称她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的演讲让你感动落泪。作为在这一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当通贝里这样的年轻活动人士敦促领导人将他们的信息转化为政策时,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MR:我不会提任何建议!这些勇敢的年轻活动人士发出的主要信息,是坚定地呼吁领导人要倾听科学的声音,要履行他们2015年在巴黎做出的承诺。通过这些信息,他们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气候危机的认识。我和“元老会”的成员们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

我要是给任何人提建议的话,不会是给通贝里或其他年轻的活动人士,而是给世界领导人、政府和企业。我的建议很简单: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倾听科学的声音,采取紧急行动。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 Climate-Justice Stor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