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经贸领域矛盾将中美双边关系整体拖入螺旋式下降是明智的。中美经贸摩擦目前有希望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谈判达成协议将迈开中美关系全面调整的第一步。

中美贸易协议及美国“倒逼”效应不可能产生“颜色革命”后果，这种对抗与重构过程只能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坚强有力，更富法治理性，使中国经济则更具开放性、创新性和全球引领性的潜质与实力。

中美两国的决策者经历险境之后找到了处理战略竞争和“巨量效应”的平衡点，避免了双输的结局。对中国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包含着发挥更大能动性的机遇。

台海安全风险不断上升，当年一些有益于制约危机升级的因素已不存在。台湾执政者不要错估形势，美国不要企图打台湾牌，中国大陆在加强反台独斗争的同时要坚持实行两岸融合发展，给台湾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全球化产业链上的安全风险并不能简单用国别、价值观、是否符合西方市场经济标准来判断。中美两国需要开启新的合作机制来解决这些新问题。

中国正在制定极地战略，并加强全球极地治理政策的参与。无论谁掌管美国，这种积极立场都肯定与美国的议程相抵触。

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可能持续出现摩擦。因此，如何平衡与两个大国的关系将是对未来菲律宾政府的最大外交政策考验。

国际部落主义的兴起使政治充满了本能蔑视，美国对中国，空客对波音，“我们”对“他们”，皆是如此。北京决定停飞波音最新喷气式客机，只是美中关系中这种部落主义的凸显。

美国人应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华盛顿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免两国关系变得更具破坏性。

基因编辑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和风险同样巨大。管控基因编辑需要采取新的方式，中美两国应在其中起带头和示范作用。

要充分认识中美两国的差异，总结双边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处理矛盾，避免陷入全面对抗。

在当前种种挑战的背后，一种事实上的新型中美关系正在形成。无论是应对大国竞争还是确保国际秩序稳定，中美双方都需要保持战略克制，并以更大智慧开启“再接触”进程。

美国用中国军费开支演绎出“中国威胁论”，令中国民众不满也不屑。

中国通过介入巴以冲突获得了可观的短期收益，而美国在该地区的不力政策既未取得成果，也未获得回报。

美国一直在给欧洲国家施压，要求禁用华为技术。然而与美国不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为而言，证明其诚意至关重要。但对于欧洲而言，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应对5G落后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