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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少到多:中美文化交流40年

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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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作曲家周龙与法国指挥家路多维克·莫洛、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管弦乐《鼓韵》后,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1971年,纽约市音乐戏剧中心写信给江青,要求允许他们参访一个京剧团。她回复说:“我们的样板戏是专门给劳动人民欣赏的,不是为我们的敌人和你们这些满身铜臭的资本家准备的。”尽管那次令人不快的开局之后美中文化交流取得了蓬勃发展,但意识形态和结构差异使这种关系不断复杂化。

在当今中国,文化仍然是国家的工具,既拿它来管理其公民,也向外界传递着信息。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没有官方文化政策,不监管本国文化产业,只给它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也很少利用文化来搞外交。

40年前美中关系正常化时,所有交流都是由政府机构依照法律在推动。在中国项目只能由政府制定,在美国则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类非政府组织制定。

这些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目的是扩大美中关系,遏制苏联的影响。乒乓外交之后,对华交流派出的都是杰出艺术家,包括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杰罗姆·罗宾斯、阿尔文·艾利舞蹈团、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第一份正式的文化协定于1979年签署,并一直续签到今天。

文化交流并不盈利,所以双方只负担来访艺术家在本国的开销。美方参与者不得不自谋资金支持。所幸,增加贸易的可能性吸引了美国公司提供赞助。

上世纪80至90年代是以单向交流为主(尽管不全是):美国向中国输出文化,中国人学习来自美国的文化,并为自己将来的文化交流和商业文化输出做准备。美国艺术院校和艺术经纪人招揽来自中国的人才。经纪商名册里不久就包括有中国的杂技团和歌舞团,这相当有利可图,中国人费用低,而美国需求大,中国演员在演出途中受尽辛苦盘剥,得不到工会的保护。

本世纪初,改革开放和入世在即也影响了文化部门。此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由国家垄断。2000年到2002年,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中演出经纪人交流”项目分享了美式文化产业对中国的潜在好处,推动了改革的步伐。

垄断的打破使各种交流和商业渠道被开发。精明的中国艺术经理人与美国代理商进行合作,以便创造更有市场的产品。新的中国主办方和场馆拿出资金,让美国的商业剧团来到中国。2005年,肯尼迪中心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文化节”。策展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尽管所有艺术家都是由中国文化部资助。

自己的文化不被理解尊重而导致的挫折感,有时会让中国用金钱开路进入美国市场。2005年中国爱乐乐团在美国的巡演几乎不挣钱,音乐会是赠票。2010年上海交响乐团购买了与纽约爱乐乐团在中央公园音乐会共同演出的权利。百老汇的制作人为中国音乐剧安排了限量演出,这些演出全是中国制作方出资,为的是在社会关系或商业关系上获得回报。有人一心想为百老汇创作出成功的中国音乐剧,但结果往往超脱现实。《犹太人在上海》就像是梅尔·布鲁克斯在无意识地模仿样板戏。

今天的交流正以多种方式进行,从传统的政府相关项目,到个人的创业方案。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美国国际艺术家基金及其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它们仍然在竞争基础上提供美国金额有限的资助。除了微不足道的政府资金,其他资助通常是五花八门的。上海和乌镇的大型艺术节是牵手美国艺术家的共同委托合作项目,展示前卫的美国作品。近年来,凯迪拉克和通用汽车购买了中国大型商业场馆的冠名权。许多美国大学和业余文化团体则是为它们的中国之行自筹资金。

中国年轻的外交官们已经明白,美国的文化产业不是由政府来组织或监管,他们开始为了项目的创建和协作接触各式各样的组织。各个州和城市通过它们的“姊妹”关系参与交流,美国地方性艺术组织,如中西部艺术联盟,它们制定的实质性项目正在两国实施。

如今确立合作伙伴、获得关系和资金的竞争正在加剧。通过肥皂剧般的国内国际角力,这场竞争正在最高级别展开。

国际赞助只有在符合公司营销计划的情况下,才会对公司有吸引力。在中国,虽然现在是私人部门制作和进行项目融资,但中国的企业仍然很少为国际项目提供赞助。

有长期关系和相同目标,才会出现有效的文化交流。有信任才有坦诚,语言上的斟字酌句既表示理解,也说明事物的敏感性。使用“提法”(即当前政治和思想运动所使用的语言措辞)有助于谈成交易。今天,美国的文化从业者在努力寻找和支持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非官方圈子,支持在官方机构和政府资助体系之外生活工作的独立声音。

最近中国的文化外交已经转向,向外看的目标并不是美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加入文化元素,并设立了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年会。中国似乎不再需要自己的文化产品被美国认可和在美国取得成功,而是满足于为国内观众创作产品。

在这个动荡时期,中国确实面临着挑战。对中国大力实行的所谓公共外交努力的抵制越来越强,包括关闭孔子学院。中国的文化机构和官员对美国文化市场仍缺乏全面了解。他们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同时为达政治目的,不得不制作输出官方的历史文化推介品,而不是中国炫酷时尚的东西。他们没有认识到,好的艺术是无法按照要求创作的。对艺术尤其是叙事性艺术的审查力度加大,导致影视剧作品缺乏吸引力。在本届中国政府领导下,文化产业持续萎缩,这也促使中国的创作者、艺术家和艺术经理人出走美国,或者为美国经营的在华艺术企业工作。

仍有许多中国团体在美国自行演出,它们的目标是中国媒体和华侨观众,对美国观众的兴趣它们并不关心。与此同时,由于缺少中国政府或企业的支持,中国对美国文化外交的“无资金授权”已告失败。

展望未来,尽管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不顾资金有限,仍属意政府对政府的大型倡议,但多种交流方式仍将存在。独立演出者将继续在一定限度内生存,但文化部会偏爱官方团体。随着“一带一路”和欧洲项目成为主导,美国人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将更加困难。

通常的资金挑战还会存在。中方参与交流将取决于资金和公共外交的优先顺序。而美国人将不得不加倍努力,寻找资助拥有独立声音的项目,鼓励创作联盟,鼓励美国的制作商和主办方提供支持。无论如何,当所有其他渠道都被封住的时候,文化仍然会是对话的安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