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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天宗 前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代表

从北京到英国脱欧:有趣年代的生存与退出

2016-11-07

从北京到英国脱欧,人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有趣的年代。而正如欧洲所表现的,由于世界经济持续混乱,近期根本无望摆脱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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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美国选举结果如何,这个有趣年代的祝福亦或诅咒对美中关系来说都不是好兆头。为应对经济增长的迟缓或停滞,各国都把重心转向国内。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7月13日)走马上任刚过100天,里里外外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英国脱欧及其实施过程的经济影响层出不穷。企业希望形势明朗,以便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将影响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这其中包括了中国和美国的公司,它们的欧洲业务在伦敦。

英国脱离欧盟对亚洲经济体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正如亚洲问题分析家米拉·库马尔和我在见诸亚洲各地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英国脱欧事件的严重影响,将涉及人们对国际协议的态度、国家的作用、开放边境和贸易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对中国、美国和整个亚太地区都十分重要。这一地区还在为更大的区域经济和政治合作而努力。

更为关键的是,更大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在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人们是否要求有一个崭新的全球秩序呢?

英国脱欧动摇了许多假设。全球化的好处,开放边境和自由市场的力量,对创造新的、更“进步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感知,都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了。

今天,从美国丑陋的大选中的选民,到夸夸其谈的菲律宾新当选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到处都在表达对当代治理架构、对不平等和精英主义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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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不满的时代。英国脱欧只是经济社会存在巨大分歧的诸多讯号之一,而这种分歧是今天许多国家都具有的特征。全世界越来越有幻灭感,全球化的好处备受吹捧,但它导致一大批人掉队。中国也没能逃避开不平等加剧的挑战。

全球化因为导致不平等而受到抨击,它让发达国家工人阶层觉得被边缘化,让人们有疏离感,因为没有一个群体控制自己的命运。权力曾经让渡给精英,但在许多国家他们正丧失治国授权。

这种无助的感觉是如此真实而明了。但它真是全球化引起的吗?还是有其他原因?问题并没有定论。

在普遍的焦虑与不满当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都会城市与国家、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差距在飞速扩大,以至于民众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同属一国。有报道称,在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成为私底下讨论部署的一个重要话题。

不平等现象即使在中国这样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自居的地方也一直存在。但是,今天消息灵通的公民不愿接受不平等现状。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迅速接触到现实世界的人们,他们不甘心屈从命运,不接受宿命论,他们向现有经济秩序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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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中国或巴西,在英国或美国,都同样真实地存在着。对焦躁不安人们的这些需求,必须予以解决。

英国怎样管控脱欧后果,仍是件有待完善的工作,但领导人重新调整他们的一体化、移民和民族主义方案,已经让世界有所反应。

英国脱欧让塑造一个崛起的、具有包容性的欧洲的地区一体化计划黯然失色。东盟10国倒是一个典型例子。启动不满一年的东盟经济共同体与欧洲的大实验类似,但野心小得多,人们称赞它展示了“慢慢来”的智慧,是更聪明的实现地区一体化与合作的路径。

英国脱欧在投票中获胜,也加剧了欧洲大陆很多地方的“右翼”和狭隘倾向。如今政客们从英国脱欧运动言论中学到的教训,必定是对“开放移民”慎之又慎。

对民族主义的呼唤已经非常强烈。在传媒碎片化和金融危机时代,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息吸引充满激情的核心选民是轻而易举的。当今美国的选举政治,菲律宾杜特尔特的得势,法国玛丽娜·勒庞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一点。

民族主义永远可以是团结的力量。但历史表明,民族主义一旦被发动起来将难以控制。与分析经济困难的根源,并制定策略战胜困难相比,指责外国势力和移民要容易得多。

英国脱欧的另个原因是代际问题。随着技术颠覆力量的增加,发达国家千禧一代失去了战后一代享有的稳定——就业安全和经济不断增长。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左或右的激进承诺都是危险的诱惑。

在民主国家,选民很可能看穿反精英政客的虚伪和反复无常。而其他形式的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压力和冲突虽然少见或较少被讨论,但同样存在。不管英国脱欧发展成什么样,或者美国大选有怎样的结果,被精英背叛和对精英不信任的感觉将是无处不在的。

有待观察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将怎样应对这种不满和愤怒。我们看到在菲律宾,杜特尔特一当选,至少在言论上就越来越倒向中国,使菲律宾的国内国际政策出现大逆转。

在这个充满牢骚的时代,作为个人,我们的挑战是确保在疯狂时刻保持理性。我们共同的挑战更是如此,那就是,确保我们仍然能够携手向前,去改善所有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