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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和他的改革计划——真实不虚

2015-09-24

在《动物精神》一书中,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和罗伯特·席勒揭示了人类心理状态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并且为何对全球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他们特别描述了新闻故事如何影响市场,并指出新闻故事本身就是经济运行的一部分。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在美国的“我们”所知的中国是被华盛顿政治评论人士、政策专家、经济分析人士以及新预言家所写的故事过滤过的。有些故事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没有。还有一些是误导性的、有缺陷的,还有的带有自身目的。

在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依然是个谜。并不是尽管有了这些故事依然成谜,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故事才成了谜。

习近平秘密计划的故事

在掌权一年以后,彭博社等主流媒体报道说:“自邓小平以来,习近平敛聚了最大权力,这增加了改革风险。”两年后,中国国家主席在西方被描绘成“必须服从的习”(经济学人封面报道),并称他为自邓小平甚至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统治者。

一个共同观念将这些被次级媒体在全球快速传播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习敛聚了太多权力。

不过最近,华盛顿流传的故事却又要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的问题不是权力过大,而是他日渐无力。

这一新近流行观点是中国股市大幅波动之后开始出现的,《金融时报》认为这显示出“习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有其弱点”。这一看法迅速被《华尔街日报》所附和,该报报道说,这次危机在习近平的铠甲上留下了凹痕,因为“内部人士说,中国领导人看上去比他2012年执掌权力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西方在描述习近平的经历时仍充满了旧日帝国倾向:总是通过好的(我们)和坏的(他们)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从《外交事务》杂志到《外交政策》杂志,从《大西洋月刊》到《纽约客》,在讲述习时,故事总是以“内幕人士”、轶闻、政治回忆录或者近期事件作为引子。事实上,这是虚有其表的波将金村,因为其基本观点是:如果你为党服务,那么你“生来就是红色”。欧逸文在《纽约客》的文章就以此为题——他不是“我们”,他属于“他们”,因此不可靠也不可信。

对习近平的政策姿态不需要作深刻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分析,一点准弗洛伊德式的洞见就足够了。正如欧逸文所写:“在习14岁时,红卫兵们警告他,'我们可以处决你一百次'。他20岁时加入了共产党。”通过这种简单而精明的序曲描写,习整个一生的故事都被描绘成了一个对施暴者产生精神认同的案例。

在这些“深度分析”中,主要传记素材几乎都被用同一种方式解码:对中国历史和领导人的高人一等的冷战式解读。因此,没有——最多也是极少——真正的中国内幕人士或意见领袖被咨询过。相反,那些“真实的故事”往往来自于前美国大使、美国智库以及一些可疑的美国“消息灵通人士”,这些消息人士通常代表有三个缩写字母的组织,也因此有充分理由不便透露姓名。

习的庞大改革计划

追随邓小平的足迹,习近平主席正领导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力争在2020年代后期时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后工业化的中等收入社会。这一宏大计划聚焦三大改革、八大核心领域以及三大福利方案。

三大改革包括市场、政府和公司改革。在新领导人上台后,市场改革已经提速。政府改革充斥公共领域。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强大的国有企业都难逃反垄断法制裁。

八大核心领域包括金融、税务、国有资产、社会福利、土地、外国投资、创新以及良好的治理能力。金融和外汇改革已经提速,旨在实现金融市场现代化以及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改革也已加速。全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已经启动,逐步私有化有望跟进。

适度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和教育支持也反映出基本社会保险计划在不断改善。关于出售集体所有乡村土地的新规已经出台,同时陈旧的居民登记制度(户口)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将有利于中国实现建设100-500万人口中型城市的全新城市化计划。

在欠发达省份,针对制造业的外国投资受到欢迎,而在更为发达的沿海省份,针对研发和商业服务的外国投资更受青睐。中央政府也正着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研发投入,这方面很快有望超越欧洲水平。

当习近平主席启动影响深远的反腐运动时,华盛顿将其描述成“习整固自身权利的举措”,因为,正如《大西洋月刊》所说,中国的政治 “盛行庇护主义、宗派主义和裙带主义文化”。但是对习近平和他的反腐沙皇王岐山(也曾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关键人物)来说,真正的反腐举措必须“苍蝇和老虎”一起打,小公务员和高级官员一视同仁。

令人奇怪的是,在批评中国腐败问题几十年后,华盛顿开始声称,反腐运动事实上可能不利于中国经济。这种双重标准令北京和中国公众舆论质疑美国的信誉。

双边关系的新领域

过去30年,中国作为出口商的角色和美国在华投资令双边经济关系蒙上阴影。虽然如今的华盛顿主流舆论依然抨击中国“抢了我们的工作”,但快速增加的美国对华出口和中国对美投资反映出了新常态。同时,北京和华盛顿即将达成备受期待的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

在亚太,白宫不遗余力地阻挠中国的自由贸易计划,同时寻求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一协议将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亚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体排除在外。

在华盛顿的故事里,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政策往往被描述为更富“攻击性”。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基本上仍是防御姿态,考虑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备受争议的网络监控活动以及华盛顿的“重返亚洲”策略(即冷战式的旨在包围并压制中国与邻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关系的遏制政策),在北京看来这种防御姿态至关重要。

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中国还在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对亚洲、非洲、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亟需的基础设施项目非常重要。但白宫对此大加抵制,结果自己被彻底孤立,甚至被最亲密的安全盟友背叛。

得益于这些持续的改革,中美双边关系的大环境发生了极大转变。但是,华盛顿仍经常采取过时的冷战政策姿态,而不愿意接受习近平改革计划带来的新机遇。冷战已经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是时候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了。

华盛顿所需要的,是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