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是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于1990年首先提出，旨在建立一个基于全球主义和规制主义的国际秩序新治理模式。30多年来，在不同语境下，全球治理被任意打扮，实用主义倾向愈发明显。随着国际地缘冲突频发和特朗普高擎“美国优先”的保守主义大旗重返白宫，欧洲版“全球治理”及其异化版的美国“治理全球”均发生显著变化。

无论学术层面的阐述还是政策层面的应用，欧洲政学界至今对全球治理的界定仍存争议，但在“由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这三大核心要素上存在广泛共识。首先，在治理主体上，欧洲政学界认为，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政府不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行为主体，而且需要打造一个没有权威政府的治理新模式，即“没有政府的治理”。因此，他们认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将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主角”。其次，在治理客体上，在全球治理概念提出后直至本世纪前20年，欧洲政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对象，尤其气候变化是欧洲各大论坛必不可少的议题，几乎成为全球治理的代名词。在这一氛围中，昔日作为治理主要对象的传统安全被边缘化。再次，在治理方式上，欧洲政学界认为，仅凭西方国家无力应对全球性挑战，需以多极主义思维联手新兴国家共同治理全球事务。虽如此，欧洲的多极治理仍是以西方主导的多元共治模式。

然而，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特朗普威胁开疆拓土等事件，对欧洲的全球治理观产生了震荡性影响，一定程度上几乎颠覆了欧洲政学界对“全球治理”三大核心要素的认知，地缘热战、核战风险、国家主权等传统安全挑战重归全球治理的核心位置。在民族国家利益存在冲突而世界远未实现“大同”的前提下，大国博弈、领土争端、代理人战争、新冷战等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并不亚于气候变化，传统安全并未让位于非传统安全而再次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对象。全球治理的客体发生如此变化，而要应对地缘冲突、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的挑战，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尚不具备全球治理“主角”的能力，权威且具有行动力的政府依然是全球治理的首要主体。同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主导的共治模式也不为新兴大国所接受，它们要与西方平等地做国际事务共商共治的“主人”。

欧洲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后，大洋彼岸的美国并未照单全收，而是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加以吸收、利用和改造，意在实现其以“自由秩序”统治世界的目标。美国赞同欧洲用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观体系，主张以美西方意识形态制定规则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同样，美国顺势利用了欧洲全球治理中的全球主义观点，但是主张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华盛顿共识”。在治理方式上，美国并不认可欧洲的多极治理模式，甚至不接受西方主导的多极共治模式，而是凭借“一超独大”的国际地位，主张以实力来定位全球治理的角色分配，坚持美国单级治理全球，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无可匹及的全球秩序。因此，美国的全球治理观认为，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主义”角色，必须领导国际新秩序、规范国际格局。可以看出，欧洲的全球治理被美国利用和改造后，已然变成了美国版的“治理全球”。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改造后的美国“治理全球”再次深度嬗变。首先，全球治理的根基“全球主义”在特朗普言论中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其次，全球化饱受“反建制派”诟病，可以预见，在驱逐移民、关税大棒等特朗普新政推动下，逆全球化潮流会进一步抬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势头将加快。第三，“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等全球治理框架与“美国优先”政策格格不入，美国再次退群随时会发生，其“领导世界的道德光环趋于暗淡”。第四，特朗普威胁购买格陵兰岛、收回巴拿马运河等虚实莫测的言论，让国际社会担忧“新帝国主义”将冲击全球治理的四梁八柱，为此，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忧心忡忡地表示，特朗普的言论标志着“全球规则的崩溃”。尽管特朗普新政凸显“内顾”倾向，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已放弃“治理全球”的目标。事实上，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是两党形成的“跨党派共识”，否则，特朗普不会发出“金砖国家如若动摇美元地位就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威胁。因此，美国单级“治理全球”的本质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治理的方式和手段，特朗普要的是“跟班盟友和他国多出力，带头大哥坐收天下之利”的交易主义效果。

概言之，无论是欧洲的“全球治理”还是美国的“治理全球”，都是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西方叙事，它们不符合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客观事实，更无法满足全球南方国家改变国际制度性权力分配失衡局面的诉求。在西方全球治理观凸显不足和弊端的同时，金砖国家提出的“共商共治共享，实现全球再平衡”的新全球治理观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