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来，中美双方高层互动迅速增多，显示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的中美双边关系存在某种趋稳的审慎乐观态势。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底对中国的四天访问启动了就双边贸易与投资关键问题的对话机制，包括双方商务部长每年会晤一次，成立一个具体商业问题工作组和一个出口管制信息工作组，双方副部长级或司长级会晤每年举行两次。雷蒙多形容她的四天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和富有成果”，并认为美中两国有巨大而重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很快，双方又宣布成立联合经济工作组和联合金融工作组。首次金融工作组会晤于10月13日举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和美国财长耶伦出席了会议。
最重大的事态是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两党议员代表团于10月7日至9日访华。习近平主席会见了舒默参议员一行。舒默说，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有益于美国人民。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新窗口的开启
所有上述高层交流都呈现相似模式：中美双方进行了坦诚的、建设性的会谈，以管控分歧，避免冲突。自从雷蒙多访华以来，双边对话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即以定期对话的模式，聚焦实质性的、有形的贸易问题，参加对话的不仅有政府官员，而且有企业领导人。它表明，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进入了新时期，所处理的是实质性贸易与科技问题，这为稳定整个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打开了新的窗口。
双边贸易自由落体式下降
实质性对话机制的启动不仅具有建设性，而且具有紧迫性。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自2022年9月份以来遭遇自由落体式下滑，它显然是拜登政府去中国政策的后果。《科学与芯片法》规定，世界领先芯片公司10年内禁止投资中国，才能获得联邦政府补贴。通胀削减法则禁止投资新能源汽车的公司使用来自中国的矿物原料。美国的芯片弹性供应链政策、芯片四方联盟和印太经济框架均排除中国。美国商务部2022年10月禁止14纳米以上制程的芯片、加工设备和设计软件出口中国，而后又与日本、荷兰达成协议，禁止EUV和DUV光刻机出口中国。与特朗普对华单边关税相比，拜登政府上述“小院高墙”政策对中美贸易的打击大得多。
据中国海关统计，特朗普政府2018和2019年施加的对华单边关税，使中美双边贸易仅仅在2019年出现短暂下降，当年降幅为14.5%。但2020年二季度起反弹，到2021年已经超过加征关税前2018年水平19.3%。这一势头持续到2022年上半年。但从当年三季度开始，拜登政府施加的“高墙”的严重恶果导致双边贸易出现新的、剧烈得多的下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在2022年9至12月期间同比下降了16.9%，2023年前7个月同比下降了18.6%。不过8、9两个月似乎看到放缓迹象，前9个月累计降幅缩小到16.4%。
 |
近月来，中美双方高层互动迅速增多，显示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的中美双边关系存在某种趋稳的审慎乐观态势。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底对中国的四天访问启动了就双边贸易与投资关键问题的对话机制，包括双方商务部长每年会晤一次，成立一个具体商业问题工作组和一个出口管制信息工作组，双方副部长级或司长级会晤每年举行两次。雷蒙多形容她的四天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和富有成果”，并认为美中两国有巨大而重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很快，双方又宣布成立联合经济工作组和联合金融工作组。首次金融工作组会晤于10月13日举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和美国财长耶伦出席了会议。
最重大的事态是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两党议员代表团于10月7日至9日访华。习近平主席会见了舒默参议员一行。舒默说，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有益于美国人民。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新窗口的开启
所有上述高层交流都呈现相似模式：中美双方进行了坦诚的、建设性的会谈，以管控分歧，避免冲突。自从雷蒙多访华以来，双边对话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即以定期对话的模式，聚焦实质性的、有形的贸易问题，参加对话的不仅有政府官员，而且有企业领导人。它表明，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进入了新时期，所处理的是实质性贸易与科技问题，这为稳定整个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打开了新的窗口。
双边贸易自由落体式下降
实质性对话机制的启动不仅具有建设性，而且具有紧迫性。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自2022年9月份以来遭遇自由落体式下滑，它显然是拜登政府去中国政策的后果。《科学与芯片法》规定，世界领先芯片公司10年内禁止投资中国，才能获得联邦政府补贴。通胀削减法则禁止投资新能源汽车的公司使用来自中国的矿物原料。美国的芯片弹性供应链政策、芯片四方联盟和印太经济框架均排除中国。美国商务部2022年10月禁止14纳米以上制程的芯片、加工设备和设计软件出口中国，而后又与日本、荷兰达成协议，禁止EUV和DUV光刻机出口中国。与特朗普对华单边关税相比，拜登政府上述“小院高墙”政策对中美贸易的打击大得多。
据中国海关统计，特朗普政府2018和2019年施加的对华单边关税，使中美双边贸易仅仅在2019年出现短暂下降，当年降幅为14.5%。但2020年二季度起反弹，到2021年已经超过加征关税前2018年水平19.3%。这一势头持续到2022年上半年。但从当年三季度开始，拜登政府施加的“高墙”的严重恶果导致双边贸易出现新的、剧烈得多的下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在2022年9至12月期间同比下降了16.9%，2023年前7个月同比下降了18.6%。不过8、9两个月似乎看到放缓迹象，前9个月累计降幅缩小到16.4%。
在华盛顿实施“高墙”的半导体和芯片领域，这一征兆尤为明显。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前8个月美国高技术产品（ATP）对全球出口额同比增长7.1%，但对中国出口下降12.7%，对欧盟出口则增长了惊人的30.8%，对北美出口大体企稳，略降1.6%。同期从全球进口同比净减18.9亿美元，但从中国进口剧减252.2亿美元，从欧盟进口则净增151.9亿美元。
中国美国商会2023年4月份会员调查显示，87%受调查会员对在华业务感到悲观，主要原因是美中双边关系紧张。14%的会员已经开始业务转移。另有9%的会员正在这样计划。
中美商业互补性要求双方对话
中美双边贸易的实际下降仅仅是硬币的一面，是政治因素导致。硬币的另一面，是在双方企业和市场力量的支撑下，双边贸易仍在继续运行。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的大面积征税未能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市场需要这些产品。而关税负担落到了美国进口商、美国终端用户和家庭身上。拜登政府的“高墙”政策同样遇到了市场和美国商界的强大阻碍。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在华盛顿进行了有力游说，要求不再出台新的芯片限制。中国占世界芯片销售额1/3，针对中国的“高墙”或将以美国失去世界芯片技术主导地位为代价。英特尔CEO盖尔辛格说过，如果禁止对中国销售，英特尔就没有必要在俄亥俄州建芯片厂。苹果CEO库克告诉中国领导人，苹果将留在中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麦基曾发表题为《苹果的运道如何同中国绑在一起》的文章。文章发现，苹果除了将大部分制造业务留在中国外，别无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前7个月，来自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25.8%。它说明，中美经济和商业已嵌入全球供应链，相互密切交织并构成互补，设立政治藩篱最终不会有结果。
另一个正在展现的市场基本面是，过去一年多来美国供应链的转移难具可持续性。美国大大提高了北美和跨大西洋供应链的地位，代价是牺牲环太平洋地区供应链。2023年前8个月，美国不但与中国的贸易大幅下降，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同比下降3.7%，与韩国下降5.3%，与印度下降8.0%，与中国台湾下降8.6%，与越南下降16.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处于跨太平洋供应链枢纽地位。
不过，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全球供应链的力量还是会把两国政府带到谈判桌前，其标志是雷蒙多访华的成果、经济与金融联合工作组的成立，以及舒默参议员一行访华。
需要实质性行动和早期收获
接下来，商业联合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联合工作组应尽快开始工作，并聚焦于逐一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一般性对话。其主题应覆盖有关关税、芯片及制造设备出口禁令、实体清单和中美供应链。
首先，出口禁令应是高度优先议题。雷蒙多部长说出口禁令是基于国家安全，不可讨论。然而，国家安全的应用仍然受到WTO规则约束。中国已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提交了关于美国出口禁令的诉状。因此，即便根据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双方也应讨论禁令细节和改变途径，即便是部分地。
第二，联合工作组应产生更多的具体成果，便利两国企业在对方市场的经营。中美两国应讨论产业政策、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具体细节。中国应对美国企业的合理要求和诉求持开放态度，并迅速解决具体案例。与此同时，这种审议应平等地覆盖中美两国，并严格以WTO规则为依据。
第三，双方应探讨贸易增长和投资合作的新领域，特别是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及商业服务方面，要确定新的项目作为早期收获。中美行业协会之间也应就行业合作进行讨论，特别是半导体工业，以健全中美韧性供应链。
同时，两国需要继续共同努力，稳定双边政治关系。如果华盛顿继续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对手和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它的国家安全因素就会继续放大，并覆盖广泛的商业活动领域。因此，建议双方及时增加直飞航班，增加人员交流，无论是国家一级还是地方一级，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当前的紧张局面，并鼓励更多的合作。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40多年来，中美两国经历过无数次经贸问题对话、洽商或谈判，其间历尽困难、分歧、争端和争论。尽管如此，双方政府总体说来都会设法达成某种积极成果，使双边贸易保持运行。笔者在这里也诚挚地期望，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到2023年底或2024年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的下滑能够触底，然后反弹，到2025年再创新高。希望强有力的经贸关系再次起到压舱石作用，为中美全面关系的稳定提供支撑，从而造福两国人民，造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