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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与产业政策

202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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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对中国征收新关税,标志着瓦解“华盛顿共识”道路上的另一大里程碑。“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强调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如今,关税显然重新受到华盛顿政策制定者的欢迎。

此轮关税的意义主要是象征性和政治性的。它的经济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计。但也有例外:它将有助于塑造全球电动汽车生产的未来。

首先,此轮关税针对的是仅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重点是电池、太阳能电池、芯片、电动汽车、钢铁和铝、医疗用品和关键矿物。这相当于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4%,与特朗普政府针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因此,只有部分行业和最终用户将受到影响。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包括注射器和个人防护设备等,在美国医院的价格可能上涨。但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不会大量使用新关税涉及到的中国商品。

值得一提的例子是电动汽车行业,这是新关税最突出的焦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将面临大约100%的关税,是目前水平(25%)的四倍。不过,美国几乎不进口中国的电动汽车。只有两种车型可能面临这些关税,其中之一由沃尔沃生产,而沃尔沃是一家拥有全球生产基地的公司。

因此,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会很小。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和用户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正如拜登政府明确表示的那样,高关税旨在防止未来中国低价电动汽车的大量涌入。

2024年初,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表示,中国的电动汽车非常先进且价格实惠,如果没有贸易壁垒,“它们几乎将摧毁世界上大多数的汽车公司”。新关税是为保护美国工业采取的先发制人举措,与其说是为了压制对华贸易,不如说是为了阻止大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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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普遍不赞成关税。关税像消费税一样,让消费者承担高昂的成本,同时使受到保护的国内制造商受益——其中大多数制造商以较高的价格生产低质量的商品。但保护“幼稚产业”,即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产业,被广泛认为是征收关税的正当理由。

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讲,拜登的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新关税旨在帮助美国培育大规模且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供应链。或者,换句话来说,美国政策制定者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的教训,当时日本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把底特律的美国同行逼到角落里。

尽管如此,拜登的新关税主要还是政治行为。毕竟,今年是选举年。正如拜登喜欢说的那样,关税是为了保护对国家安全和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战略行业里的美国工人。但更重要的是,其目的是吸引锈带各州的特朗普选民,其中几个州对赢得11月份的选举团选举至关重要。

特朗普本人也曾宣称,如果再次当选,他将大幅提高关税。例如,对所有中国商品全面征收60%的关税。白宫没有这么做,是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会加剧通胀,并且在对抗中国方面太过火。这种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如愿实施,世界可能陷入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没有赢家。

拜登的做法显然更加谨慎、更具战略性。特朗普最初征收的一些关税甚至被排除在外,例如对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制造机械加征的关税。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需要最先进的机器,而这些机器是中国制造的。目前的关税破坏了美国的一项产业政策目标,即在国内培育清洁能源供应链。

然而,这个例子也体现出拜登新征关税的主要缺点,即产业政策目标受到政治因素的破坏。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真的决定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关税应该平等地应用于所有原产国。

单独打压中国的做法,是将地缘政治竞争(及其国内政治诉求)置于产业政策目标之上。事实上,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并不一味需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商品。拜登政府似乎明白这一点,它提供“胡萝卜”,来激励各个关键领域的投资和创新。

虽然比特朗普“全是大棒,没有胡萝卜”的做法要好,但拜登缺少重要的政策支撑。首先,美国消费者必须愿意采用新的绿色技术,尤其是电动汽车。然而,尽管天然气价格相对较高,购买趋势却相反,全国电动车充电网络和“里程恐惧”仍是问题所在。此外还存在质量问题,尤其是市场领导者特斯拉的产品。电动车的转售价值也非常低。没有美国消费者的支持,任何与关税并行的产业政策都将徒劳无功。

其次,美国的产业政策不仅要寻求维持技术领先地位,还必须追赶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制造商在电池制造技术方面落后,而中国和韩国公司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纯粹基于来源国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是没有意义的。就像40年前燃油车行业的情况,如果美国能成功吸引汽车制造商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制造活动就会在国内进行,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创造竞争环境,并很快能采用全球最佳实践和技术。

拜登的关税必须与旨在提高电动车接受性甚至欢迎度的措施相结合。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鼓励最优秀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在美国境内投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排除在外,否则,美国的供应链及其创新将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