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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罗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中国缺少一些想象力

2024-02-06

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其容易出现通货紧缩的债务密集型经济表现不佳;中国政府卷入了与美国的严重大国冲突;它还面临着人口危机。最糟糕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实施突破性的改革,而是越来越多地利用意识形态和过往的策略应对这些挑战。它具有新意的棘手问题解决方案非常少。

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上面的结论并不是我随便得出的。我在耶鲁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叫“下一个中国”,介绍中国增长模式的重大转变,即由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

是的,我担心中国松懈的社会安全网,无论是退休金还是医疗卫生,可能导致大众因为恐惧而增加储蓄,从而抑制消费需求。但是,我把这些担忧视作挑战而不是风险,仍然相信中国最终将实现经济再平衡。

2021年,中国监管机构对互联网平台公司进行监管,我开始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随着这种矛头转向企业家,我对企业家越来越 “缺乏动物精神”提出了警告。在我的最新著作《意外冲突》里,我担忧的范围继续扩大,包括习近平主席“共同富裕”概念的影响。一年前我认输了,在《一个中国乐观主义者的哀叹》一文里,我认为中国政府近来对国安问题的关注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我的这种态度转变受到相当多的批评,其中很多来自长期存在偏见的美国政客和他们的媒体伙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对辩论持更开放的态度,尤其是“下一个中国”是否看起来更像“下一个日本”的讨论。过去几个月,我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访问。和很多高级官员、商界领袖、学者、往届学生和朋友讨论了这些担忧后,我得出了三个结论:

首先,中国对经济疲软的政策反应不够明智。目前,中国政府依靠所谓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希望实现2024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李强总理将于3月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一目标)。正如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况一样,中国再次向市场大量注入现金,希望以此解决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股市等方面的严重混乱。

其次,这种短期的逆周期策略无法有效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据联合国估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到2049年将减少近2.2亿。基础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用更少的劳动力维持GDP稳定增长,需要提升每一位劳动者的附加值。这意味着生产力的增长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现在向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提供更多支持,而生产率较高的私营部门仍面临巨大的监管压力,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前景显得黯淡。

最后,政府不断加强对内部安全的关注。最近的反腐败行动,以及对私营部门的监管都是实证。例如,游戏行业再次受到关注。此外,最近闭幕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强调了思想纪律作为基本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最担心的是中国的生产力,尤其是现在老龄化已经影响到其劳动力的情况下。生产力对资本主义经济是重要的,对于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重要。学术界已经提醒人们注意生产率增长的几个重要来源——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研发、国民产出结构的跨行业变化。现代增长理论的发明者、已故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总结得相当到位,他考虑了劳动力和资本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将生产率视为技术进步“余值”的代名词。

1994 年,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在《外交事务》里发表了一篇知名文章,在思考经济发展时将索洛增长核算框架运用于实践。克鲁格曼认为,快速发展的东亚四小龙出色的经济表现,属于“追赶式”增长,其方法是建设新产能,同时将工人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地区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克鲁格曼还曾对亚洲金融危机发出了具有先见之明的警告。他当时强调,这些经济体最终未能兑现索洛生产率余值这一思想蕴含的智慧,也就是缺乏想象力。

我最近三次访问中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想象力不足。根深蒂固的反周期政策思维与不断上升的通货紧缩风险是相互矛盾的,而人口迅速老龄化与严重生产率问题的交互作用加剧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规削弱创新,并试图从意识形态里寻找方法。如果没有更具想象力的经济管理方法,中国可能陷入困境,无法获得过去改革者拥有的那种勇气。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China's Imagination Deficit”(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