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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扈大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G7广岛峰会凸显西方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下降

2023-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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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广岛举办的G7峰会已于日前落幕。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大肆操弄涉华议题,出台了恶意影射中国的所谓经济安全文件。作为一个本应以经济政策协调为主要职责的会议机制,与会各方非但未能针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反而一心制造分裂,蓄意挑动地缘对抗,折射出G7平台的蜕变和没落。

G7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经济和货币危机而建立的非正式首脑外交机制。成立之初,七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比达62%,其影响力举足轻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七国经济总量占比逐年下滑,IMF估计2023年有望降至30%。另有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已超过G7。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逐步取代了G7的地位,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的主渠道。由于G20成员国更具包容性、代表性,较好平衡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更加突出,反衬出G7实力地位下降、话语权流失的窘境。

G7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协调机制的先天不足,在于总是从发达国家小团体的立场出发,基于自身狭隘利益,谋求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这种立场决定了G7往往以扭曲视角看待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制定和解释国际经济规则,并对自身种种弊端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当前,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居高不下,疫情期间滥发货币导致通胀压力高企,美联储激进加息对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和资金流动造成冲击。而美国国债违约风险更是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它的发生将危及全球金融稳定,从根本上动摇美元霸权基础。美国总统拜登此次也不得不缩短预定行程,提前回国处理为提高债务上限而与国会共和党人的艰难谈判。可是,这些重大问题在G7领导人发表的会议公报中却全然不见。

曾几何时,G7国家有充分自信标榜较高生活水平和缓和的国内阶级矛盾,以此证明自身制度优越。现在,七国国内各种问题积重难返,需要炒作国际议题转移民众注意。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高歌猛进40年后,内部矛盾终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眼下均已债务缠身,增长乏力,金融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去工业化,赢家通吃的政治则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美国债务危机表明其政治体制已经失灵,府会之间围绕提高债务上限而展开的缠斗掩盖了美国国债规模已经失控、正沦为庞氏骗局的真相。经济困顿导致各国民粹政治抬头,接下来法西斯政治也要出现,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趋势。

G7面临的国内挑战远远大于国际挑战,它们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内基础已经动摇。套用一句常用的说法:对全球经济治理而言,西方已更多是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答案。

中国崛起及相对G7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更是让G7国家心态纠结,担心自己丧失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极力打压中国发展。

中国GDP占G7国家整体GDP的比例,2000年时不过仅5.5%,2021年则已达到可观的41.5%。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角度看,2004年中国只占G7的15%,到2021年已占七国总和的91.5%。而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202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这表明,中国已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任何旨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和平台都不能对中国因素视而不见。

可是,美日等国不是将中国发展视为机遇,而是视为威胁,一门心思试图打断中国的发展势头,阻断中国在价值链、产业分工链条向上攀升的步伐,将中国锁定在中低端制造业。为此它们不惜走上逆全球化道路,对华开展贸易战、科技战,实行脱钩断链,极大增加了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使统一的世界市场面临分裂为相互隔离对立的两种体系的前景。

本次峰会出台的所谓经济安全文件,大谈经济韧性,反对经济胁迫,实质是在对华采取经济胁迫和打压的时候,不允许中国进行反制,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前动辄采取经济制裁、禁运等措施胁迫别国,现在却感到有被别人“胁迫”的危险,这不免让人生出世易时移的感慨。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亟待重启,经济全球化也面临转型,由西方富国主导、主要服务跨国资本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更具包容性、更加均衡发展的新型全球化,这样的课题G7无法驾驭。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第三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提出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这种包容性和联动发展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也代表了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问题上跨国合作新的努力方向。

G7对中国的攻击解决不了它们自身的问题,更无助于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地缘政治对抗心态看待中国崛起注定要失败,因为这种对抗不符合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甚至不符合对抗者自身的国家利益,终将引起其决策者的反思和政策调整。近来美欧领导人在对华经济关系的政策表述中,其目标从“脱钩”转变为“去风险”,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