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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罗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中国的复杂问题

2015-08-26

在中国向其领导人所谓的小康社会进行艰难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变数。经济、金融市场、地缘政治战略和社会政策等许多方面,都同时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而最终的考验,也许就在于处理这些事态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国领导层能够胜任吗?还是他们的胃口太大?

多数西方评论者在这方面的讨论一直过于简单化。20年来,他们局限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老生常谈,完全偏离了现实。随着今夏股市大跌和人民币意外贬值,这种声音再次出现。但我怀疑,对中国经济大衰退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虽然不应忽视对中国经济短期前景的讨论,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再平衡道路上取得了坚实进步,从制造业、建筑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正在发生。2014年,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48.2%,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42.6%。而且差距还在扩大。今年第一季度,服务业产值同比增长8.4%,远远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6.1%的增幅。

从许多方面说,服务业是消费型社会的基础。在中国,服务业向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他们日益需要的基础公用事业、通信、零售、卫生保健和金融服务,而且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单位产出所需工作岗位比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0%左右。

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就业趋势在经济下滑过程中比预期好得多。2013年到2014年城市新增就业平均达1300万人,远高于政府1000万人的就业目标。2015年初的数据显示,城市就业仍差不多维持了近年可观的增速,就业市场压力与经济硬着陆或衰退几乎无关。

服务业也是中国城市化战略奏效的原因之一。今天,大约55%的中国人住在城市,而1978年不足20%。今后1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5-70%。新的和不断扩张的城市通过服务业的就业维持增长,因为城市人均收入三倍于农村,消费者购买力也因此提高。

所以,虽然有人对中国经济崩溃歇斯底里,向服务型经济的快速转变却缓解了传统制造经济的下行压力。IMF在最近有关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得出同样结论,表示它注意到劳动收入在GDP中的份额正在扩大,2014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略略超过了投资。这个进展看似不大,但已经比缓慢的结构转变快很多。中国转变结构的进程始于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

不过,还存在一个难题。虽然经济再平衡进展令人鼓舞,但中国的胃口更大:它打算同时实现金融体制现代化、改革货币、解决股市和债务及房地产市场过热问题。其间,当局积极反腐,奉行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追逐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这多重目标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让人畏惧。例如,去杠杆化和股市泡沫破裂并肩而行,可能导致传统制造业出现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下滑,动摇消费者信心,抵消新的服务业形成的活力。同样,南海的军事冒险也许在中国能够靠国内消费实现经济增长之前,就给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损害。

讽刺的是,中国现在的玩法也许说明,当局建立以市场为基础、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体制变得越来越难。对于从严格控制、国家指导的模式下转变,中国政府似乎模棱两可。比如,它一方面强调坚定地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而股价暴跌时又积极干预市场。同样,它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同时又引导人民币贬值。

此外还有国企改革的走走停停。也许在不经意间,中国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裴敏欣所说的“转型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一党制国家缺乏政治意愿,经济改革战略将难以执行。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今天的中国并不缺少政治意愿。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分清轻重缓急,确保改革和再平衡得以持续。任何倒退,都会使中国落入在裴敏欣看来无可避免的陷阱之中。

经济发展始终是艰巨的挑战。就像“中等收入陷阱”所警示的,历史上,超越中国目前人均收入门槛的国家,失败远多于成功。中国最不需要的,是过于追求小事上的平衡。它的领导人需要将规划简单化透明化,以免规划复杂到失控。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 China’s Complexity Problem(2015-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