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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罗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经济政策大转向

2015-05-12

世界经济正陷入一种危险的错觉。由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大繁荣被一场更大的经济萧条取代,决策者想利用过时的金融工程工具重新恢复他们的魔法。为此,他们把已经失衡的全球经济变成了现代经济政策史上最大的实验场,并相信这个实验可控。再没有什么比这错得更加离谱了。

日本二战后的兴衰已经向我们预示了结果。日本经济崛起的增长奇迹靠的是不可持续的压低日元汇率。1985年,欧洲和美国利用广场协议向这种重商主义行为发起挑战。作为回应,日本银行采取了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从而制造出巨大的资产和信贷泡沫。

接下来的事件众所周知。泡沫破裂,重创失衡的日本经济。随着生产力恶化(泡沫期间这一现象被掩盖),日本根本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复苏。事实上,由于不能或不愿进行亟需的结构改革,日本至今仍在与失衡作斗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制订的经济复苏战略,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其中的“第三支箭”就是进行结构改革。

尽管日本的办法一败涂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货币政策仍被用来对付结构性问题。2002年美联储经济学家发表论文为这一政策定调,使之成为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执掌美联储时期美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蓝本。

这篇论文的核心前提,是日本货币财政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行动不够果敢。而泡沫和结构性失衡并没有被看成是问题。论文作者们认为,如果决策者更迅速而强有力地转向推行刺激政策,日本在“失去的十年”里的增长疲软和通货紧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美国经济决策者把这种强调速度与力度的政策称为“巨型火箭筒”。事实上,这种政策导致了“日本病”的潜在变异。量化宽松(QE)政策注入的流动性,把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从利率转向了资产市场和货币市场。当然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央行已经把基准政策利率降到吓人的“零界”。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拥护者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可怕。央行用传统手段无法实现的目标,现在可以通过迂回手段来实现,比如利用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或者是通过货币贬值来获得竞争优势。

错觉就是这么产生的。实际上,财富和货币效应不仅没能刺激后危机时期的经济体出现有意义的复苏,反而诱发了新的破坏性失衡,从而使全球经济面临陷入一连串危机的威胁。

就拿采用了复苏新处方的典型国家美国来说,虽然美联储把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底的不到1万亿美元扩张到2014年秋季的4.5万亿美元,同期的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却只增加了2.7万亿美元,其余9000亿美元流进金融市场,刺激美国股市上涨了两倍。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复苏欠佳,实际GDP只增长了2.3%,比以往周期4.3%的标准增幅整整低了两个百分点。

虽然美联储大规模注入流动性,那些在2008-2009年间经历了最惨痛家庭资产损失的美国消费者至今仍然没有复原。过去七年,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1.4%。不出所料的是,货币宽松政策产生的财富效应主要对富人起作用,因为股票大多集中在这些人手中。而困境中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好处可以说微不足道。

对此,反事实者常用“假如当初不这么做事情会更糟”来反驳。真是这样吗?约瑟夫·熊彼特的著名论断认为,基于市场的机制始终具有某种神奇的自愈能力。但在后危机时代,美国政府的救市以及美联储对资产价格的操纵完全阻碍了这一功能的发挥。

美国虽然表现欠佳但并没有阻止其他国家仿效它的政策。相反,欧洲也忙着启动量化宽松。甚至这种政策的滥觞之地日本也在采取新的密集式量化宽松政策。显然,日本是希望从美国人眼里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种做法除了给单一经济体带来影响,还因为股市飙升和货币疲软产生出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随着流动性过量注入的接力棒从一个央行传递到另一个央行,全球资产泡沫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风险不断加大。但政客们自我感觉良好,这种错觉使他们失去应对当下结构性挑战的动力。

怎样才能打破这个循环链?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访谈中强调,答案就是下决心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战略重点。所谓的中国经济减速曾引起人们的一片绝望,但与发达经济体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对宏观经济政策挑战的看法似乎更现实、更富有建设性。

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策被讨论了个底朝天,但其中掩藏着灾难性后果。依靠金融工程可以避开结构变革这个责任,但它绝不是获得健康复苏的良方。相反,它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日本式的长期停滞。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Economic Policy Turned Inside Out(2015-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