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合关系”正在步入新阶段，这种新的大国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常态化的摩擦和冲突，双方应避免“以牙还牙式的报复”，在谈判中探寻新的互利共赢基础。

中国债务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性成因的大视角中去考察，更需要全新的解决思路。

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只“竞”不“合”，合作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十九大之后，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会在以开放促结构性改革、以开放促高质量发展上做文章。

特朗普称赞税改是“一代一遇”的历史性机遇，将创造“革命性的改变”。然而作为一种竞争性策略，税改的溢出效应和连锁反应不容忽视。

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既要扩大共同利益，做大共赢增量，减小两国摩擦冲突，更要围绕共同利益建立合作框架，提升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潜力。

特朗普税改将对全球财富格局和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并加剧全球税收竞争。

中美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发生新的摩擦与冲突将是“双输”结局，全球也可能继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又面临以投资保护主义和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冲击。

长远来看，提升中美结构性合作潜力可以创造巨大的增长红利，或许是双方推动经贸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它将使中美经贸合作真正步入“双赢”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轨道。

中美经贸关系不应以“贸易平衡”为主线和核心基础，而应着眼于创造未来发展空间，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消除结构性矛盾。中美双方如能倾力合作，就有望在增长与合作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以规则为主导构建高标准高质量的“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是大势所趋。为促进“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畅通，必须加强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密切合作。

减税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并扩大税基，但能否弥补财政收入的减少尚难估量。美国参众两院目前由共和党控制，然而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并不赞同公共债务肆意增加。因此，特朗普最终的减税方案仍存较大变数。

中美经贸关系应超越“百日经济计划”，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进两国优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整合，逐步消除投资壁垒和各类投资歧视性政策，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探索在条件成熟时启动范围更广的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谈判。

全球经贸格局正步入框架重构的阶段。在特朗普重新将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摩擦、冲突将前所未有，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而言是一次重大挑战。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产业结构竞争力，同时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但“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诸多悖论，对美国经济而言蕴藏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曾经被视为“黑天鹅”的事件渐渐变成了“白天鹅”，混乱、动荡、冲突与矛盾成为当今世界常态，对全球金融局势来说尤为如此。未来几年，全球有可能进入新的“金融周期”，货币政策大分化风险进一步增加，引发资产配置和资本配置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