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被任命为埃及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万国宫处理国际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作为一名年轻的埃及外交官，当我目睹苏联和美国代表激烈争论和宣传核威慑，特别是“相互确保毁灭”的战略逻辑、可持续性和内在威慑价值的时候，我很快就感到了震惊。当时，中国尚未加入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