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国家交往、全球流通、边境管理、经贸依存的模式都会相应发生改变，已占得先机的中国不能被动于后手，需要警惕并打破“赢者的诅咒”。

美国行政当局以科技、军事、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有边界有管控的竞争，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在审议结束前的有限时间里，中美关系整体氛围不会明显好转，相反还可能因具体事件而持续螺旋下滑。

中美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既是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战”的有效工具。当竞争性、对抗性突出的时候，谋划合作的主动性不应丧失。

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正在具备前所未有的塑造力，这种塑造力需要善加利用。面对拜登政府的重审和迟疑，中国可以用自己的“耐心”回应对方的“耐心”，共同酝酿中美关系的合理回调。

美国战略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成功崛起，美国是否需要以及应该怎样主动进行调适。

中美不能凭空捏造“战略假设”，必须坚持加强对对方和对自己的了解，找到最贴近事实的“战略假设”，为运筹中美关系找准出发点。

中美关系即将进入又一个新阶段，两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恢复关系稳定，通过理智互动找寻一个有目标、有底线、有规则、有边界的共处范式。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不应成为放弃未来的理由。

无论本次大选结果如何，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主题都将是以更有效的手段应对中国崛起、战略竞争、系统博弈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调。

坚持沟通的目的是在复杂性和流动性极强的时期尽量澄清一些事实、消除一些误解、避免一些误判、杜绝一些误传，为将来中美关系可能的良性调整预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