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介入俄乌冲突的行为事实上打造了新的博弈样式，其作用对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全球治理进程、乃至国际舆论和思潮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面对动荡变革的国际形势，与中国进行必要的外交接触，展开深入的战略沟通，成为美国应对局势无法绕过去的步骤。“合作”将成为美国今后不得不面对的对华关系现实。

中美关系能否重回正轨，在于双方能否正确认识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理性看待对方的利益诉求，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切实合作。

拜登总统不久前召集的“民主峰会”表明，意识形态将成为中美竞争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新焦点。这将是破坏性的。两国能否在不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共存已成为首要议题。

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有助于提升全球战略稳定，也为重塑“大国协调”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全面竞争，是美国几乎穷尽除战争之外所有对华遏制手段之后的无奈之举。意识形态竞争很可能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中美关系最具对抗性的领域。

美国表态“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一是逐步接受“无力改变中国”的现实，二是阶段性缓和中美关系的需要，其中是否暗藏美国未来会变幻对华施压手法，更需要进一步观察。

“持久共存”、“重新挂钩”的表述，反映了拜登政府在面对国内执政压力和对华经贸施压无效情况下的实用主义政策倾向，但这种倾向仍属局部性、阶段性的，更无法改变对华竞争的长期战略规划。

美国对华战略“两面性”的新特征主要体现为在没有放松对华遏制打压的情况下，对“危机管控”给予前所未有的战略关注。这源于美方对中美实力对比发展态势的深层焦虑，是它试图单方面为中美竞争设置框架的深层图谋。

拜登政府当前的印太战略思维虽然对准大国竞争，但并无太多战略创新，而结构性问题仍然对其构成长期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