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有助于提升全球战略稳定，也为重塑“大国协调”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全面竞争，是美国几乎穷尽除战争之外所有对华遏制手段之后的无奈之举。意识形态竞争很可能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中美关系最具对抗性的领域。

美国表态“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一是逐步接受“无力改变中国”的现实，二是阶段性缓和中美关系的需要，其中是否暗藏美国未来会变幻对华施压手法，更需要进一步观察。

“持久共存”、“重新挂钩”的表述，反映了拜登政府在面对国内执政压力和对华经贸施压无效情况下的实用主义政策倾向，但这种倾向仍属局部性、阶段性的，更无法改变对华竞争的长期战略规划。

美国对华战略“两面性”的新特征主要体现为在没有放松对华遏制打压的情况下，对“危机管控”给予前所未有的战略关注。这源于美方对中美实力对比发展态势的深层焦虑，是它试图单方面为中美竞争设置框架的深层图谋。

拜登政府当前的印太战略思维虽然对准大国竞争，但并无太多战略创新，而结构性问题仍然对其构成长期制约。

坎贝尔的言论表明美国当前阶段将延续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随着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操弄台湾问题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必要手段。但鉴于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台政策的工具日益丰富多元，美国打“台湾牌”的政策成本也会不断增大。

拜登执政开局总体平稳并有所建树，在外交布局中，中国因素成为其政策推进的重要牵引力。但美国政治社会中的深层矛盾将极大制约拜登任内的施政成效。

竞争和对抗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无法寄望于个别领域的合作能对冲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竞争-合作-对抗”框架不仅导致中方认为拜登对华政策“过于消极”，客观上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表明美国两党在台湾问题上具有较多共识，也反映其在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台湾问题的战略意涵出现了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