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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徐彦子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研究员

中美人工智能对话需要更多利益攸关方

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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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5月14日在日内瓦启动首次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双方同意讨论各自关注的领域,并分享各自应对、治理人工智能风险的方法,特别是与高级系统相关的安全问题。本次对话是推进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风险管控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商业和军事应用中的爆炸式增长,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更多对话协商,并将更多非政府层面利益攸关方纳入其中。

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大国,中美对塑造人工智能未来极为关键。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就召开本次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达成共识,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与搭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打开了“相互理解之门”。但目前双方面临的难点是如何将初步倡议落实为有意义、可持续的行动。

中美合作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由于地缘政治博弈与两国缺乏互信,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将面临进展缓慢和不够完善的问题,从而导致双方难以及时达成降低人工智能风险的协议。此外,步调较为缓慢的外交工作可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促进两国专家之间的直接合作对弥合理解差距并加速科学和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至关重要。在正式外交渠道之外,举行包含非政府专家的一轨半和二轨对话将有助于建立信任,促进创新解决方案的形成,并在国家之间达成共识。一轨半对话包括政府官员和非政府专家,而二轨对话仅包括非官方代表。事实上,二轨对话在中美利益相关方之间经常展开,其优势是能以更灵活的姿态探讨更加前沿甚至敏感的问题。例如,来自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们,就能在制定全球规范与技术举措两方面就应对风险达成共识。

但从目前的人工智能二轨对话看,参与者大部分是外交政策和军事专业人士,技术专家和产业代表参与仍非常有限。这种不平衡可能导致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关注过多,而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更宽泛影响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科学家和产业专家对于提供真实场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用的专业知识至关重要,让这些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可让对话从政治谈判转向解决技术问题,从而更有可能为应对共同挑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学术界和产业界专家参与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科学家和行业领袖处于人工智能研究、开发和实施的最前沿,他们拥有识别、预测和解决复杂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从特定的人工智能部署切入解决技术问题;

第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对话去政治化,将重点放在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的知识增进与技术发展这一共同目标上。学术专家倾向于关注技术方面的风险,以及如何做出具体贡献,而不是仅以危言耸听的态度讨论风险;

第三,鉴于中美两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关键作用,它们可以在技术研究、发展与形成治理框架方面提供重要帮助。总之,扩大对话范围,让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可以为人工智能风险管控提供更多元化的视角,为创新与实验带来新机会,确保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和效益。例如,他们可以就特定的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如算法偏见与深度伪造)建立联合研究项目,以取得有利于两国和全球社会的突破。

毫无疑问,中美之间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政府间对话是充满希望的开端,但一轨对话的启动不意味着一轨半、二轨对话就不再重要。恰恰相反,这些对话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刺激和推动一轨对话朝更加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只有吸纳多元利益主体,深化国际合作,中美两国才能引领构建稳健、安全且道德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惠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