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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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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中国能否成功与美国的伙伴重建关系?

2026-02-02
出口到欧洲的B10电动汽车。(图片来源:Leapmotor)
出口到欧洲的B10电动汽车。(图片来源:Leapmotor)

1月12日,中国商务部宣布与欧盟就电动汽车出口达成协议。这项协议标志着中欧各国和产业界旷日持久的谈判取得了历史性成果,它反映了双方贸易争论的倾向,而这场争论过去三年主导着世界第二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

协议夯实了拟议中的欧洲对华汽车关税改革,代之以有效的最低售价,即尽管中国大陆汽车制造商及其贸易合作伙伴无需向欧盟成员国直接缴纳关税,但向欧盟出口的汽车必须高于规定售价。

分析师们迅速发表了各种评估。虽然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短期内会受到冲击,但这一干预也许有助于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陷入两败俱伤的价格战,进而提高它们的长期收益。

然而,正如我去年9月指出的,这些评论忽视了北京对让步所持的开放态度,这在几年前或许是不可想象的。它表明北京试图进一步推进“反内卷”,且该举措有着独特的外交政策维度。

长期以来,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所谓“不公平补贴”和保护主义政策深感不满。反过来,受到批评的中国政府指责欧盟对中国资本设置歧视性“贸易和投资壁垒”。双方都对对方将贸易武器化不满。当然,这种感受是相互的。

然而,变革之风正自由吹拂,不仅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中国与一些向来被视为美国坚定盟友的国家的关系亦如此。11月,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首相佩德罗·桑切斯陪同下访问北京。一个月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访问了中国西南地区,受到热烈欢迎。

欧盟宣布协议几天后,加拿大领导人马克·卡尼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访问,这是九年来首位在任总理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过去几个月双边关系出现“好转”,双方都寻求放宽贸易和投资限制。政府官员称此次会晤“有重大历史意义”。卡尼强调,加拿大外交政策将重新定位于“新的世界秩序”,明确表达了渥太华对其南部邻国反复无常的哄骗和索求的反对。

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部长希思·麦克唐纳与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于2026年1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签约仪式。
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部长希思·麦克唐纳与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于2026年1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签约仪式。

解读中国的外联努力

趋势显而易见。唐纳德·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北京的技术型高官和政治家们一直积极寻求重建与全球北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深化彼此间的联系,其中包括美国的长期合作伙伴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国家,甚至英国(尽管国内局势混乱)。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战略举措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自私自利、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只会让盟伴远离美国,而在全球供应链断裂和区域性重组背景下,中国将被视为更受欢迎、更稳定、更有能力的合作伙伴。

在很大程度上,北京的判断和预测并非毫无道理。首先,越来越明显的是,认为中国是唯一必须“去风险”的国家,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2023年10月,我与塞巴斯蒂安·康蒂恩·特里略-菲格罗亚曾就这一观点进行过争论。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说明了特朗普政府的报复心,它一心支持欧洲极端保守、亲MAGA的运动(甚至政客),并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战争视角怪异地描述跨大西洋关系。华盛顿对欧洲商品征收苛刻的关税,加上在乌克兰、格陵兰等问题上一再推诿带来不确定性,并产生间接影响,这些都加剧了欧洲决策者的焦虑。

另一方面,欧洲也逐渐意识到,忽视中国的潜力,并将“去风险”等同于对中国崛起的科技实力只做言辞犀利但缺少结构性协调的回应,是行不通的。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充满冷嘲热讽、近乎末世论的评估,让许多西方观察人士夸大了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不利因素(确实存在),而忽略了有利因素。

前者包括长期消费不足、房地产低迷,以及努力从“长新冠”中走出来的企业的收缩。而后者则蕴藏着许多希望和机遇,包括该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令人瞩目的进步,以及为缩小城乡差别和改善贫富不均而进行的努力。

因此,中国决策者正确地认识到,特朗普重返白宫是一个契机,专注于经济稳定可能带来外交政策红利。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淡化或渐行渐远,市场准入和商业利益确实能起到拯救作用。

过于乐观的危险

然而,中国领导人应当牢记,在地缘政治中,想当然是危险的。正如美国决策者将欧盟视为本质软弱、充满官僚主义乱象的无可救药集团是傲慢自大,中国人若认为对华盛顿的反感和警惕会自动转化为对中国的亲近和开放,那也是错误的。

两个关键障碍依然存在。第一个,是要解决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巨大优势毋庸置疑,但全球许多新兴和成熟市场的人们越来越担心受到过度依赖中国和本国企业被技术更先进、成本更低的中国竞争对手取代的双重打击。欧洲和英语国家政府正努力应对民粹主义抬头和企业对中国商品涌入国内市场的担忧,它们肯定希望北京能有更清晰的表态和战略同理心。

人民币近期升值是一个积极步骤,表明中国领导层意识到,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一些心怀不满的人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国制造负面舆论。然而,仍需采取更多措施。事实上,中国需要一个进口政策,需要制定一个全面、多方且动态的计划,确保从贸易伙伴那里进口更多商品,从而获得美国政府常用的最大撬点之一:进入其庞大的市场。

第二个挑战涉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尽管国会某些怀疑中国的声音严重歪曲和夸大所谓的“2027最后期限”,目的是为其重点国防项目争取额外资金,但围绕台湾海峡持续不断的猜测性焦虑和过度恐慌,是中国领导层必须正面应对的。唯如此,才能切实改善与大多数欧洲和英语国家的关系,并防止“去风险”担忧阻碍其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再接触努力。

要以既坚持基本立场,又致力于通过实力(而非战争)保持威慑的方式做到这一点,需要北京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敏锐度、战术定力和沟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