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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国家竞争的新焦点。在促进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治理规则以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中美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的两个大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竞争与合作受到各界高度广注。今年以来,DeepSeek的问世提振了中国企业突破美国技术封锁实现技术创新的信心,另一方面,“特朗普2.0”开启,美新政府对待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对华科技竞争上的态度和政策尚未完全明晰。
近日,《纽约时报》刊登弗里德曼先生的文章,呼吁中美两国合作,共同应对通用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他认为,正如1970年代以来美苏核武器控制之于世界稳定的意义,未来确保人类有效掌控这些快速进化的人工智能系统,将取决于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程度——这关乎明日世界的存续根基。通用人工智能(A.G.I.)诞生后,若不能达成共同的信任标准,美中将无法开展任何合作。
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信任”一词常常被提及,包括对机器的信任,对人机协同的信任,对使用系统的人的信任,对机构的信任,对国家的信任等等。信任是最本的要素,也是最宝贵的资源。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近日在中国发展论坛上的发言中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视角解读信任:“我们应当先增进人类之间的信任,再去开发真正意义上的超级人工智能体。……从本质上讲,信任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以人类身体为例,我们每秒钟都在呼吸,每一次呼吸都是一种信任——信任外界的空气,我们将氧气吸入肺中、融入身体,再将废气呼出到外界。这种信任和呼吸是生命的象征,如果失去对外部世界的信任,停止呼吸,生命也将终结。……历史告诉我们,信任比恐惧更为重要。为什么地球是由人类主宰?而不是被大象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并非是因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更懂得如何与陌生人建立信任并展开合作,这种能力经过了数千年的锤炼。在AI时代,想要生存和繁荣,我们需要更加信任他人,这一点比信任AI更为重要”。赫拉利同时也一针见血指出,“当前,人类之间的信任在瓦解,国际机制的基本范式和规则遭到破坏”。笔者最近出席联合国裁军署举办的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会上,嘉宾们都无一例外提到地缘政治竞争破坏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延宕甚至破坏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进程。
然而,什么是信任?信任到底有什么标准?剑桥词典对Trust一词的解释为:相信某人是善良和诚实的,不会伤害自己,或者相信某个东西是安全、可靠的(to believe that someone is good and honest and will not harm you, or that something is safe and reliable)。韦氏词典的解释是,对某人或某物的品质、能力、实力或真相的放心依赖(assured reliance on the character, ability, strength, or truth of someone or something)。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信任一词的解释为“相信而敢于托付”。新华字词中对于“信任”一词中“信”字的解释为不怀疑,认为可靠,“任”字的解释为相信,信赖。在国际关系领域,信任是指国家或行为体对彼此意图、承诺和行动的正面预期。综上所述,信任需要包括以下基本要素:可相信、可预期、可解释。
中美两国之间能像弗里德曼先生期待的那样,至少建立基本的信任,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开展迫在眉睫的合作?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从中美关系现状来分析,也要考虑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特性。
从中美关系来看,当前中美关系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中美两国之间相互怀疑和恐惧,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一直影响两国关系走向。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引发美国国内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广泛辩论,美国国内学术和政策界开始关于中国的大辩论。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发布《中国制造2025》、大幅提升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等,使得美国政策界对中国的态度转向怀疑和警惕,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强调,“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以及科技力量来对稳定与开放的国际机制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者”。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宣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和紧迫的挑战者”,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急剧压缩两国对话合作的领域。多位美国官员曾公开表示,要确保对华技术竞争的绝对优势。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通过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加强对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出口管制,限制对华技术转让,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方式,极尽其能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所谓“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则认为,美方做法实为限制中国的发展,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剥夺中国正当发展的权利。此外,美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后期,开始突出对华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2020年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将中美两国的竞争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认为“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此后,特朗普政府的多位重要官员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在中美博弈和地缘政治大背景下,中美两大行为体的相互怀疑和恐惧,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愈演愈烈,构成两国信任赤字的最大因素,使“可相信”这一目标更加难以企及。而“特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