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的邀请，12月1日在美国纽约大学以《谈谈国际行为中“人”的因素》为题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
· 2002年的阿富汗，有几个孩子拿着黄色的鲜花向我们跑来
· 2011年的阿富汗，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战场
· 我是中国第一位维和女性，由衷地为柬埔寨的成功感到高兴
· “当终于看到五星红旗，知道祖国来救我们了，大家喜极而泣”
· 中国人也在思考：中国的成长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为世界做什么？
·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必然符合中国价值理念，在中国擅长和有能力的领域发生
· 外交面对的不是带着面具的国家，而是许许多多具体的人
中美两国经过多年交往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但是两国之间的气氛并不总是很好，我在与各行各业美国人交往中，常常为两个大国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的不了解和误解而感到诧异。据说，原因之一是有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对，总觉得应该朝他们期望的方向改变，而当这种改变没有发生时就非常失望。现在两国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更愿意分享思想和彼此了解，这能否使中美之间的民意基础得到加强呢？
我收到纽约大学的邀请之后，问一些中国的年轻人讲什么好，他们建议说，何不讲讲作为外交官的经历以及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所以我决定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经历，谈谈在判断国际行为时，什么是最重要的。
多年的外交实践让我观察到，无论是多么富有激情的理念、无论有什么样的道义目的，对国际行为的最终判断要看它对人、对家庭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增加他们的福祉，还是破坏甚至剥夺了他们的“一箪食，一瓢饮”。
记得2002年5月初在阿富汗战争之后，我随同中国外长代表团第一次去喀布尔访问，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当时我们在大街上可以随意走动，当地人——包括背着枪的士兵——会主动与我们聊天。在长期战乱之后，人们的情绪终于放松下来，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我甚至可以看到土路上被扫帚清扫过的痕迹。路边的建筑残缺不全，二层楼以上只剩下一些框架，然而，在残存的一层房屋和低矮棚子里面，人们已经开始正常生活，能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和出售食品的简易摊位。
有几个孩子手里拿着黄色的野花向我们跑过来，他们把花儿放在自己鼻尖下，脸上绽放着笑容。陪同说，这代表着和平和问候。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是如何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多么渴望和珍惜安定生活，他们已经准备好从废墟中重建家园。
2011年我再次回到喀布尔却感到有些失望，大街上气氛紧张，不能随意走动了，尽管修建起许多新的楼房，但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战场，街上布满掩体，我的车里甚至坐着全副武装的雪豹突击队员。想到当年那些孩子一定已经长大成人，但喀布尔似乎仍矗立在和平的门外，生活依赖外援。与我交谈的许多阿富汗人希望国际社会更加一致地支持全面和解和重建。
说到和平，我见证过另一个国家从战乱走向和平，那就是柬埔寨。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经过一年的艰苦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那是中国第一次参与涉及他国内部争端的国际努力。与阿富汗不同的是，冲突各方都认可政治和解，支持由联合国牵头谈判，寻找实现和平的路径。
作为中方团队的一员，我目睹了谈判的艰辛和不易。谈判代表处境不同，因而对利害的看法不同，对每个段落都很较真儿，甚至为标点符号而争论。但最终各方还是达成了协议，授权成立了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UNTAC）监督停火和选举。我报名参加，成为中国第一位维和女性。我发现，在谈判中经过各种复杂的妥协而形成的协议文字非常模糊，因而在维和行动中真正落实条文极为困难。每当出现执行混乱的时候，大家最常用的词就是“混过去”。但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柬埔寨的停火还是保持住了，成功地实现了选举，而赢得大选的是流亡多年的西哈努克亲王之子，而不是冲突的任何一方。这说明，人民通过投票选择了和平。
20多年之后的2012年，我再次访问金边，这个城市已经焕然一新，生机勃勃。我坐的出租车司机英文讲得很好，他来自偏远的农村，是维和战士教他学会了英文。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以前的动荡，他淡淡地说，那都是过去了。
我由衷地为柬埔寨的成功感到高兴。一个国家有了和平，还有什么是人民做不到的呢？而这正是为什么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和平是如此地重要。现在，每当我在国际论坛上听一些学者争辩说需要用军事手段解决一些国家的分歧时，我会想到当年在柬埔寨看到的缺胳膊没腿的孩子，想到阿富汗人的期待。我认为，没有比珍惜生命更伟大的道理，在我们所处的21世纪尤为如此。
在我的国家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多亿人的温饱问题，而我们成功的前提是社会总体稳定，人民享有安全，得以追求他们的梦想。随着现在中国与国际交往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一个新的挑战是如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1年初利比亚局势开始动荡，中方不认可西方对利比亚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国际行为多年来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但西方高举所谓的“道德旗帜”，不容他人分说。我们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有3.58万中国人在利比亚工作，他们的安危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海外公民行动，可谓倾全国之力，人力物力毫无保留，租用了多艘巨型游轮把他们陆续转运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再派出20多架民航包机和4架军用飞机接回国，在短短十多天里，中国公民全部安全撤回。
一位中国工人回忆道：“工地周围不断发生纵火、抢劫和枪击，我们梦里都能听到枪声。一位老乡在搏斗中失去了生命，我们决定离开，抬着受伤的伙伴躲进附近的山上，忍冻挨饿坚持了几天。当终于看到五星红旗，知道祖国来救我们了，大家喜极而泣。” 正如中国承诺的那样，在危难时刻，国家保护人民安全。
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都需要把实现国家的繁荣和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无论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继续扶贫方面，都面临复杂的挑战。中国的外交首先是要为国家的发展保障一个好的、能合作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人也在思考：中国的成长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为世界做什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集中代表了中国的思考。确实，我们应该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我们的贡献必然是符合中国价值理念的，并且是在中国擅长和有能力的领域发生。
中国是国际事务的后来者，缺乏经验和知识。我们现在有30万留学生在美国，在境外的留学生达到100多万，他们很多人学成之后回到祖国，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中国也需要从全世界吸纳人才和经验，包括要向美国学习。
总之，外交政策是由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来决定和实施的。成功的外交政策必然是对人有益的，外交面对的也不是带着面具的国家，而是许许多多具体的人。国家利益的立足点是人民的福祉。希望世界各国的年轻人能够携手努力，让尊重和保护各国人民追求平安生活的权利，成为21世纪国际事务的共同境界。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的邀请，12月1日在美国纽约大学以《谈谈国际行为中“人”的因素》为题发表了演讲。上文由演讲稿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