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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罗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解决美中冲突的议程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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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在即将到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G20会议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举行备受期待的会晤。由于会晤前中美之间不断相互指责,化解冲突已经非常具有紧迫性。其他选择都会对双方构成严重风险: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冷战,甚至一场热战。这些风险可以避免,但前提是两国领导人愿意做出原则性妥协。

无疑,这场严重冲突的酝酿由来已久。与美国说法相反的是,问题并不在于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逆差过大,而主要在于困扰双方的宏观经济失衡:中国储蓄太多,美国储蓄太少。这种储蓄差异引起的多边贸易失衡是无法只靠双边努力来解决的。

2017年美国与世界102个国家有商品贸易逆差,而2016年中国与世界169个国家有贸易盈余。对一个逆差国或顺差国多边失衡的某一部分进行挤压,只会将之转移给其他贸易伙伴。对美国来说,这会导致进口成本更高,其作用相当于给消费者加税。对中国来说,这会增强它对其他市场的出口渗透。

把注意力集中在双边贸易失衡的骂战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即这是一场经典相互依赖的争斗。是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依赖美国作为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主要外部需求来源。而美国需要从中国进口低成本商品,以便让美国那些收入有限的消费者维持家计。美国还依赖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家,为长期的政府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同时,作为美国第三大且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日益重要的需求来源。

相互依赖的框架很重要,因为它强调彼此共同解决和妥协。像人际关系一样,经济上的依赖会破坏稳定,并最终毁掉关系。当一方伙伴改变方式的时候,感觉受到轻视的另一方伙伴就会有激烈反应。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中国是变革者。中国将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从进口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储蓄过剩转向吸储,所以,它不再有那么多钱借给美国这个逆差伙伴国。

感到不适的美国觉得受到伙伴国的威胁,因为对方正在改变这种关系。虽然特朗普应对这些威胁远比他的前任们积极,但无疑美国两党如今在对抗中国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据2018年9月Axios进行的调查,80%的共和党人——该党长期以来最为支持自由贸易——认为提高关税对美国是有益的。共和党的主要人物,如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前财长亨利·保尔森,都对与中国爆发新冷战提出警告。而主要民主党人也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其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方角色。

在一个威胁与反威胁不断升级的时代,妥协的必要性不可低估。即将到来的“特习会”提供了一个契机来重新定义冲突,使之成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战略挑战。在这里可以考虑四种可能的途径:

市场准入:经过十年的曲折谈判,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取得突破的时刻近在眼前。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BIT将提高两国跨国公司在对方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上限,取消中国有争议的合资结构。美方一直坚称——我认为并不正确——这种合资结构已经变成一种强制技术转让机制。BIT还可以扩大中国对美国注册资产的所有权,从而挑战近期通过的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监管权的反华立法。

储蓄:两国都需要致力于负责任的宏观经济调整。美国需要增加储蓄,扭转去年不合时宜的大规模减税对预算造成的不计后果的破坏。重建储蓄,而不是关税,是减少与中国或其他贸易伙伴逆差的最有效策略。而同时,中国需要降低储蓄,将其巨大的资金池用于为国家社会保障网提供资金,这对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再平衡至关重要。

网络安全:数字领域是信息时代战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习近平在2015年9月达成的协议显然远远未能化解两国在网络间谍、黑客攻击和破坏问题上的持续紧张。两国应带头制定全球网络协议,其中包括网络入侵度量汇总、攻击降低的目标,以及健全的争端解决机制。

对话:两位元首在北京和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后再次聚首是大好事。那些会晤之后是更正式的接触,如“战略和经济对话”。但这些努力都是插曲,表面浮华却缺少实质内容。建立一个常设秘书处,在关键政策问题上(包括数据共享、合作研究和公私协商)进行全天候协作,会更有成效。

鉴于美中近来充满争议的事态,很难乐观地认为有意义的突破马上会到来。一个实质性议程应该被用来作为核对表,检验特朗普和习近平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全世界都在关注着。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n Agenda for Resolving the US-China Conflict”(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