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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祖墀 博斯公司高级合伙人、大中华区董事长

中国的颠覆者:阿里巴巴、小米、腾讯及其他公司如何改变商业规则

2015-09-08

(节选自谢祖墀2015年新书《中国的商业颠覆者:看阿里巴巴、小米、腾讯及其他公司如何改变着商业规则》,企鹅出版集团旗下公司Portfolio提供版权许可)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直增长最快。中国以它自己和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成功对外部世界开放了经济和人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遭到大量批评,特别是在美国。这些批评者当中有政界人士,其中包括奥巴马政府成员及共和民主两党的其他重要人物。有知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彼得·纳瓦罗。有分析家,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这些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公正做法:实行重商主义贸易制度,通过货币操纵人为压低人民币价格,采取高压手段让外部市场对其开放,为制造商提供补贴,大量仿造盗版外国产品和技术。他们认为,上述行为的主要获益者是生产廉价智能手机、电脑、玩具、服装和其他消费品的中国出口商,它们抢走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作,将产品倾销到欧洲和美国,把其他竞争对手驱赶出局。

海外批评人士常常提到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国营企业的壮大与影响。中国最大的企业,它的银行和保险商,石油与能源公司,电信运营商和航空公司,主要炼钢、汽车制造和建筑公司,所有这些企业全部是政府所有或由政府控制。在按销售收入计算的《财富》全球500强公司中,中国上榜企业似乎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2014年年中,500强当中有92家中国公司,其中只有10家是私营企业。依靠中国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企业当中许多在海外有巨额投资,也就是各种书籍和新闻标题所说的在“收购世界”。本世纪初以来,在国有银行支持下,中国国营企业在非洲、南美和其他地区做成数十上百亿美元交易,获得了能源供应、原材料甚至是耕地。而且无论这些公司去到哪里,同样国营的中国建筑公司都如形随行,修建港口、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确保商品能够运回中国,同时支持所在国的发展。但只把中国经济想成单一政府推动下的商业巨无霸,不足以道出中国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而它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潜在影响是最大的。

这就是,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创业企业领导集团,其成员全部来自私营部门,其中多数不受政府的直接影响或支持,他们全都改变了自己所在的产业。这些创业的颠覆者们是当今中国最成功最有实力的人物,许多人是亿万富翁,甚至身家几十亿上百亿。正是因为他们,中国(2014年8月)成为美国之后世界亿万富豪第二多的国家,在《福布斯》杂志总共列出的1645人中占了152人。

这些颠覆型企业家的崛起更值得关注,因为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中国没有任何私营企业,国家所有工业和农业都是公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集体经营。今天,多亏过去35年的经济改革,私营部门已经至少占了中国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三。

尽管早已放弃中央计划,但中国政府仍把自己当成控制中国经济大方向的关键。中国仍有约230万家国有企业,但这一数字远不及其他类型企业。早在2004年,中国有约330万家私有企业,其中许多是通过公开上市由投资者持有股份。另外还有2400万家个人或家庭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到2013年,中国已有近1200万家私有企业和4200万家个人独资企业,而政府承诺这一数字还会增长。2014年前七个月,由于监管改革取消了注册资本要求,150万个新私营公司成立,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一倍。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数目自2004年以来减少近一半。尽管这些公司的生产力比10年前大为提高,其产出增长与私营部门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2000年,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的总收入大体相同,都在4万亿元左右。到2013年,国营企业收入增加6倍多,非国营企业收入增加了18倍。同期国营企业利润增加近7倍,非国营企业利润增加近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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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企业家正在壮大,因为他们有能力顺应中国发生的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创业之初,经济仍由国家主导,价格主要由国家制定,绝大多数企业领导人也是由国家指派。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存,抵御住了中国本世纪加入WTO之后洪水般而至的外国企业竞争,又从2010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低迷中脱身。经过这一切,中国企业家创造了一个大体在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经济。他们主要对消费其产品和服务的客户负责,与世界各地同行一样,他们通常精力充沛,富有想像力,并往往具有独特气质。这些人超群拔萃,不次不宠,在敬畏权威、怕作出头鸟的传统文化中,打造出了成功的企业。

这些企业家以人们所能想像的各种形式出现。他们或年长或年轻,有人高中毕业后再无受过正式教育,有人是博士,有人来自中国最富裕的大城市,也有人来自偏远乡村。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经营着小公司,但也有一些人领导着行业巨擘,有成千上万雇员。一些人极具影响力,可以直达政府最高官员,另有一些人则始终受偏向国企的官方的歧视,这种歧视可能让获得银行贷款这类寻常事变成一场噩梦。

许多今天最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其中多数是40、50和60多岁,在创办公司时都没有商业经验。他们不得不从尝试和错误中学习,去“摸着石头过河”。 这句话被1978年到1997年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邓小平用来比喻其经济改革的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创业的人当中,没人能预见2014年的中国。也正是这些人,为创造今天中国的财富发挥了最大作用。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世界知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私营公司雇用了三分之二的城市就业人口,这意味着1978年以来城市就业的增长几乎全部由私人部门贡献。

中国企业家有时会被拿来与本世纪初的俄罗斯寡头相比较。寡头积累财富靠的是苏联解体后的工业私有化,是利用他们的关系地位聚敛大量的对资源类公司的控股。相比之下,本书观察的中国企业家基本都是白手起家,很多时候是从一间屋子、一个摊位或向亲戚朋友借的几千美元干起。他们通过满足客户需求建立自己的公司,其业务往往不被人看好。

这些商业领袖知道,自己正站在经济活动历史潮流的前端并推动着这一潮流。作为世界增长最快经济中的增长最快企业的创造者,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巨大潜在商业影响。由于他们经营的公司发展甚至快过中国经济增长,他们为所有中国公司建立了未来的守则。尽管几乎没有受过正规商业培训,他们很快便与几年前还从对方索取灵感的国内国外公司展开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改写全球管理规则。

全文翻译自《政策创新》(Policy Innovations),原文标题 China's Disruptors: How Alibaba, Xiaomi, Tencent, and Other Companies are Changing the Rules of Business (2015-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