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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昝涛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面临的五大挑战

2016-03-11

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讨论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指责西方在搞所谓“新冷战”,充分地揭示出后冷战时代世界安全秩序的特征及其问题。简单来说,后冷战时代的重要特点是西方的影响迅速扩张,在军事、经济、技术、势力范围、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扩张和优势几乎没有遇到实质性挑战。而非西方大国在受益于全球化崛起的同时,也遭到西方的进一步遏制,个别不服从西方秩序的小国则遭到直接干预,国家能力丧失,社会失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建设亟待加强。

第一,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遭到削弱,国家和个人面对国际资本时处于空前的风险之中。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崩溃,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这个秩序的扩张在1990年代中后期被冠以“全球化”之名,一般对全球化的肤浅解释是说全球经济、贸易和交通、通讯等方面的联系及相互依赖日益强化了。但哈特等学者的强调更值得重视,即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关系的全球性扩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显然有一部更长的历史,只是到了冷战结束后,它才真正变得名副其实。全球化使得很多国家和个人受益,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首先就是所谓受益极不均衡,造成了更大的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其次是资本对国家边界的轻松穿透,使得国家管理和应对能力弱化,个人更是直接暴露在国际资本的控制之下,无力反抗。

第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难以缓和。两者的关系部分是冷战时代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延续,只是相对来说俄罗斯更明显地处于守势。冷战后,西方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安全边界方面取得了空前成功,尤其是欧盟和北约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引起俄罗斯的紧张。西方的成功一方面是挟冷战胜利之势头,另一方面也带着西方由来已久的傲慢与狂妄。它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俄罗斯的“龙兴之地”乌克兰,完全不考虑俄罗斯人的感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普京的种种反应一方面是他个人性格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的破围之举。除了地缘战略因素,就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来说,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文明因素。在俄罗斯,长期存在东-西方归属的争论和张力,在欧洲更是对俄罗斯存在普遍的拒斥,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不属于欧洲。最近,东正教大牧首与天主教教皇在古巴的会面,再次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复杂的文明关系暴露出来。这样一种因文化、文明和体制差异而形成的价值取向,对双边关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导致了难以化解的结构性和心理性对峙。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不让步,以及因此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使得擅长操纵民族主义的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面对西方制裁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的急剧下跌,普京选择通过干预叙利亚寻求突破,也在意料之中。

第三,西方扩张和干预制造了失败国家和动荡地带。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及在后冷战时代的顺利扩张,使其自信心膨胀,头脑发热,以为可以通过对一国进行政权更迭来实现转型。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的计划与政策就是证明。然而,通过外来强力干预实现成功的转型,除了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外,几乎没有先例。而日本和德国的成功又有其自身、时代和政策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激活了当地本来就存在的历史性裂痕,使当地国家能力迅速丧失,人为地制造出失败国家,最终使这些地方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出现,主要就是得益于这种条件。这些地区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脆弱地带,如今更沦为塌陷地带,要进行重建谈何容易!叙利亚已经成了世界上各种势力打代理人战争、相互博弈的地方:俄罗斯与西方(包括土耳其)、伊朗与沙特、恐怖主义与全世界……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心怀私利,争论谁在真正反恐、支持阿萨德政权抑或温和的反对派,意义并不大,反倒是它们的干预致使当地政治与社会更加失序,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人不是死于战火,就是在逃难的路上葬身地中海。

第四,在现代文明塌陷地带出现的动荡与混乱,又给西方尤其是欧洲带来严重的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巴黎、布鲁塞尔、柏林、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在去年都遭受了恐怖主义的实在或潜在威胁。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对称威胁,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冲突,两三个恐怖分子就可以绑架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这部分也是拜技术全球化所赐。德国去年一年接纳难民人数超过100万,这固然有德国历史特色的人道主义热情和总理默克尔的政策等因素,但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突然出现这么多难民,都会令当地社会不安。2016新年之夜出现的大规模性侵事件中有不少难民涉案,更使得政府开明的难民接纳政策饱受争议,只是政治正确在这些地方掩盖了很多实际的情绪。法、德等国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抬头,与当前的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危机有密切关系。俄罗斯在干预叙利亚问题过程中,对此可谓了然于心。法、德寻求与土耳其、俄罗斯合作,主要就是因为欧洲受到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的威胁。

第五,不只是地中海地区(北岸、东岸与南岸)出现了地区性的冲突、动荡和危机,在这个地带东端延伸的高加索-中亚地区——同样是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也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下跌以及俄罗斯本身的经济危机,高加索-中亚国家经济的这两个重要支柱遭到削弱,日益面临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的风险。这些国家是在1991年苏联崩溃后才拥有主权,在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之中本身参与能力有限,国家能力也不足,在危机来临的情况下,原本存在的民族冲突、宗教极端主义、资源争夺(比如水)就会更加激烈。由于当地经济对外依赖性强(进出口主要依靠中、俄),政治上又长期实行家族独裁统治,在当前世界和地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当地已经出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局面。而在这个地区南部的阿富汗正是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向北渗透并不困难。内陆亚洲出现动荡对中国的安全也将构成威胁。

总之,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受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跨国资本的控制与挑战、“冷战”秩序的遗产、恐怖主义等不对称威胁、地区性和跨国性的冲突。这些挑战具有扩散性、连锁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征,再加上经济、社会、人道主义、瘟疫和环境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在一个人员、资本、货物和思想的流动性及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时代,世界仍未找到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和管控危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