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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美国几大股指应声下跌。特朗普本人显然意识到政策出台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为实现制造业回流和“让美国再次伟大”，采取普征关税的方式似乎是痛定思痛、历经一番挣扎之后做出的断腕之举。然而，通过加增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产业成长是工业化早期的思维，显然难以适应现代复杂产业体系的发展需要。此种大规模国家试验恐将造就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混乱的全球分工秩序和全球化哲学，而这一激进的改革举措，将很快反噬特朗普政府新任期内的所有政绩，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将很快在中期选举中反应出来，最终断送短暂的改革。
美国工业化进程需要更加包容的国家哲学，需要采取更加明智的实践路径。
高关税保护下的产业成长逻辑与现实挑战
在全球工业化初始阶段，因制造业产品种类相对单一，保护主义导向的政策举措曾发挥催化产业成长的作用。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成长的做法，最初可追溯至美国建国初期。为应对来自欧洲的商品冲击，美国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向美国国会递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主张通过政府补贴、关税保护等手段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由此成为世界保护主义的先驱。在随后的100多年内，美国长期坚守保护主义传统，直至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导者。汉密尔顿思想还深刻影响德国民族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关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关税保护理论影响，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多采取高关税方式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全球多边贸易框架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非对等税率成为国际惯例。
特朗普政府此次普增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历史经验的影响。一般认为，提高关税有助于降低外部市场对国内生产的冲击，并推动形成对本国市场的投资转移。然而，这一传统工业化时代的保护主义举措很难适应当前全球产业发展形势，其理想化的政策场景将直面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工业化初始阶段，相关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产业政策实现国内产业体系的建构，高关税可以为产业成长提供时间缓冲，待发展赶超阶段完成后，发展中国家大多会选择开放市场参与世界经济体系。这一政策实践大多适用于处于发展追赶阶段的经济体，而美国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美国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后重新追求在基础产业领域的工业化进程，但未有效处理好高关税作为时间缓冲手段还是长久对外策略这一基本问题。美国发展阶段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倒置，进一步预示了关税政策的“短命性”。除非通过永久性高关税方式将本国市场阻隔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否则，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互竞逐的“平行工业化”发展悖论和成本困境中。
普增关税下的美国产业成长悖论和社会风险
通过普增关税方式实现再工业化进程难有政策上的可持续性。由于美国无法生产所有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关税加增将直接传导至生产制造环节，使得美国国内市场生产的制成品价格大增。该情形下，美国制造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只能囿于本土市场，从而出现“在美国、为美国”的发展局限。按照既有加增关税方案，针对所有中间品的关税加增将会以综合加权的方式转化为美国制造业成本，并在劳动力和其他制度性成本的乘数效应下进一步放大。普增关税非但无法挽救美国日渐式微的制造业部门，还将断送本已复苏的美国制造业进程。
从企业生产成本和竞争优势角度看，跨国公司出于避让关税需要而选择在美国市场生产的政策有效性是存疑的。一方面，企业出于政治压力，在充分利用美国政府优惠政策基础上在美国设厂；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会尽可能将其他生产环节留在国际市场，以降低中间品进口形成的税收成本压力。制造企业有可能通过定价转移等方式，以远低于市场的定价向美国市场出口商品，再通过资本项对出口方进行资金转移，以实现避税目的。贸易企业亦可采取类似方式。因此，通过加增关税实现投资转移，仅会给美国带来最后工序和环节在美国的“象征性生产”。换言之，企业层面的策略调整可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普增关税的冲击，以高关税手段实现制造业回流仅能起到象征性作用。
此外，高通胀将是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不能承受之重。近期，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发出警告，投资者愈加担心美国经济可能出现滞胀风险。导致这一格局主要是生产供给问题，加增关税将进一步形成供给抑制。在美国国内尚未有效建立起健全的产业体系背景下，供给端抑制将进一步加大滞胀压力。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滞胀后，美国政府推动减税和去规制改革以改善供给关系，而当前加增关税颇有反其道而行之意，这将加剧美国经济的供给问题。与此同时，高关税还将给居民生活和美国社会带来更为复杂的影响。受疫情危机以来通胀累积效应影响，激进性关税政策恐将引发复杂社会问题，进一步导致政党政治极化和国内社会撕裂，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触发点。
美国再工业化进程需要放宽胸襟和放下身段
美国从全球制造业领导者地位滑落已久，但迄今尚未摆脱领导者的傲慢，在接纳外来投资者过程中充满焦虑，常以安全化为名加以阻扰。美国应以史为鉴，敞开胸怀，放低身段，寻求可靠且有实力的合作伙伴。二战后，美国曾凭一己之力帮助欧洲和日本修复工业化能力，欧洲国家亦以宽阔胸襟和对战后和平的向往虚心接纳“马歇尔计划”在本国的推行。时至今日，美国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去工业化进程后，理应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接纳而非排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企业投资者，让“马克思”和“马歇尔”能够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相遇相处，为世界大国相融发展开辟更大的想象空间。中国企业似乎早已做好大规模投资美国的“新马歇尔计划”，中国的相关产业甚至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成体系成建制地进入美国市场。
从对美战略角度，中国政策层更倾向于看到企业界致力于中美产能平衡的努力。针对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竞争，几项关键领域的产业和产能合作将有助于在最短时间内改善美国步履蹒跚的工业化进程。设想比亚迪、小米等生产制造业巨头将生产线搬至美国，甚至可以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实现特定产业领域的增长。中国在其他“新三样”领域、钢铁和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也毫不吝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产业规模化出海，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地开展。美方应该意识到“下一个中国”的冲击，从未来全球其他地区产业成长和潜在竞争角度思考自身发展问题，否则，即便关税名单拉得再长，也终将无济于事。大国之间可以做更大的交易，美国是时候放下身段，重新思考理想和现实问题，寻求可靠且有实力的合作伙伴，以贸易和产业层面的深度合作实现产能关系重构，寻求大国关系中长期相处之道，共筑中美和合的中长期经济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