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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新世界失序”:中等大国的外交时刻

2026-01-23

与传统观点相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大战略”问题上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他数十年来的外交政策声明、执政记录以及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都表明,其最终目标是在21世纪重新确立并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难以预测的,是他粗鲁的非正统地缘政治策略与厚颜无耻的新帝国主义言辞。

特朗普决定通过“绝对决心”行动抓捕委内瑞拉强人尼古拉斯·马杜罗,随后再次威胁要殖民格陵兰岛(目前由丹麦控制),并攻击伊朗。这只是他毫不掩饰地拥抱美国全球霸权愿景的最新表现,毫不顾及最亲密盟友的利益。

特朗普远非“孤立主义者”,他完全接受可以称为“杰克逊式外交政策”的理念,即以不道德且强硬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毫不犹豫地用武力进行“震慑”。这一传统极具民粹主义色彩,过于关注权力的短期形象,而非实质性的长期战略思考。

沉浸在胜利与自我陶醉中的特朗普,将美国顺利抓获委内瑞拉强人的行为吹捧为“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最有效、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展示之一”。他的战争部部长迅速强调,此次行动展现了美国的作战优势,以及运用武力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轻而易举。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等传统共和党人,则对此次行动提供了更具价值感的解读,声称它标志着委内瑞拉从古巴情报部队手里“解放”出来。

然而重返政坛以来,特朗普一直难以从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中获益。从西亚的加沙到中南半岛的泰柬边境,“停火”协议时断时续。尽管美国发动军事打击,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敌对政权基本保持完整。然而,对美国的盟友来说,比特朗普战略执行力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假象彻底崩塌。

这位美国总统对《纽约时报》表示:“我不需要国际法。”他的一位重要助理更直言不讳,公开拥护以“强权政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说,“对外国人以及一些美国人来说,杰克逊传统是美国政治中最不起眼的,也是在海外最令人反感的”。中等大国不应在战略上屈服或陷入绝望,而应挺身而出,共同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在21世纪余下的漫长时间里默许“丛林法则”。

2026年1月3日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俱乐部内,特朗普密切关注着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白宫官方照片,摄影:莫莉·莱利)
2026年1月3日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俱乐部内,特朗普密切关注着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白宫官方照片,摄影:莫莉·莱利)

坚守阵地

主权国家和美国的竞争对手迅速谴责了特朗普最新的军事冒险行为。中国公开批评华盛顿对伊朗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新关税的决定意在扼杀这个处境艰难的西亚大国,并威胁进行报复。重要的是,就连美国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最亲密伙伴也公开批评针对马杜罗政权的军事行动。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和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特与其他四个南美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这些行动为和平与地区安全树立了危险的先例,并对平民构成威胁”。六位领导人表示,“我们重申,委内瑞拉局势必须完全通过对话解决……不应受到干涉,并应遵守国际法”。

在亚洲,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美国重要前线盟友同样强调“国际法的相关原则,包括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通过援引国际法委婉地批评了美国。

法国和英国领导人避免直接批评,但强调遵守国际法的必要性。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盟友希望看到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敌对政权垮台,但当特朗普重提殖民格陵兰岛的威胁时,它们也会感到不安。

欧盟委员安德留斯·库比柳斯公开支持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他警告说:“我同意丹麦首相的观点,北约将走向终结,这会给民众带来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德国和英国这两个欧洲大国史无前例地开始讨论向格陵兰岛部署军队的可能性,以加强丹麦对资源丰富的格陵兰岛的脆弱控制。格陵兰岛居民绝大多数反对美国的控制,同时寻求完全自治。

特朗普为他对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的图谋辩解,声称这是他为确保获得宝贵资源而制定的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竞争对手。他甚至公开拥护所谓的“唐罗主义”,这是19世纪美国半球霸权主义“门罗主义”的新延伸。

中等大国外交

因此,就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担心,特朗普公然无视国际法的行为正在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在未来给它们带来麻烦。传统上,就像社会被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样,世界被划分为大国和“其他国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以最残酷的笔触描绘了这种世界观,并哀叹“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

然而,这种二元世界观过于简单,容易产生误导。正如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孟子观察到的,中等规模的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约束自我膨胀的大国。有趣的是,许多希腊思想家也曾提到叙拉古和科林斯等具有影响力的中等规模城邦,它们在斯巴达和雅典两强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例如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博特罗,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们谈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中型”城邦的作用。这些城邦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威”,不仅能塑造自身战略命运,还能影响广阔的地中海乃至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几个世纪后,法国现代思想家马布利神父提出“二级”大国概念,用以分析中等规模王国在塑造欧洲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最著名的是1815年的巴黎会议及其后欧洲的“大国协调”。

当今时代,澳大利亚、巴西、日本、加拿大、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中等规模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国家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这些“中等大国”在推进合作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它们擅长组建联盟和推行多边主义,它们拥有足够的实力投射力量,并在世界许多国家眼中享有建设性参与者的信誉。

许多中等大国深度参与国际机制的运作,无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是国际刑事法院,都旨在维护其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因此,特朗普对国际法的攻击直接威胁到许多中等大国的利益,它们担忧“丛林法则”地缘政治的回归,因为这至少会迫使它们优先发展军事,而忽视其他优先事项。更糟糕的是,它们可能面临全球合作崩溃,以及战后前所未有的贸易和经济繁荣的终结。

因此,从欧洲到印太地区和拉丁美洲的中等大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强集体努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基。这一秩序优先考虑制度化的外交手段而非对抗,并尊重国际法的关键原则。亚洲新兴大国和欧洲中等大国希望调整国家战略,成为21世纪更积极主动和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对它们来说,特朗普或许已经为上述目标提供了足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