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全面铺开，特别是近期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放弃“永久主导世界”、2026年开年掳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一口气退出66个“违背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美国聚焦国内、主导西半球、实行全球战略收缩的态势愈发明显。
当下，特朗普政府正以保守、内顾、收缩为主基调，颠覆性重置美国的战略取向和战略资源。其指导原则是“基于实力、追求实利”，核心价值理念是“以民族民粹主义取代自由国际主义”。在全球参与上，它敌视多边主义，贬低联合国等国际制度，不屑于国际援助，肆无忌惮毁约退群，从全球治理中大幅撤退。在美盟关系上，它对盟友减少承诺，降低投入，增加索取，要求欧洲、日韩等盟友大幅提高安全支出，并为美国的军事保护“付费”。在地缘介入上，它重新确认战略重心是“主导西半球，强力威慑亚洲”，为此美国急于从俄乌冲突、中东乱局中抽身，尤其反对并极力避免类似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介入方式更倾向于突袭伊朗、委内瑞拉这样的“快进快出、规模有限、后果可控”的军事行动。在民主推广上，它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
对此，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战略收缩只是特朗普任期的政策，一旦换了民主党或共和党其他总统上台，美国“仍然随时可以重回霸权扩张模式”。其实不然。
历史上，美国外交安全战略经历了从孤立主义自保到全球主义扩张的重大转变。大体说来，从18世纪后半期建国开始，以华盛顿总统发表“告别演说”提出孤立主义告诫为标志，美国基本维持了百余年的孤立主义政策。20世纪上半叶美国相继卷入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在二战中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转而担当起西方领导者的角色，全球主义成为美国近80年的政策主流。如今，经历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试探破坏”，以及拜登四年短暂的“局部回调”，特朗普第二任期大权独揽全面施政，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新一轮美国向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的回摆。
综合来看，特朗普此番战略转向和调整不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矛盾积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很可能代表某些中长期的趋势性变化，不会因为强购格陵兰岛这种局部“领土扩张”意图而改变全球战略收缩的实质。
其一，美国护持全球霸权已力不从心。经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全球扩张，美国战略透支困境加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失调，特别是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空心化、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问题恶化。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近年反复强调，美国正处于霸权衰退期，国家功能紊乱甚至有“内战”之虞。概言之，美国已经从全面领先、均衡发展的超级大国，蜕变为“畸轻畸重的偏科大国”，金融、科技和军工资本仍发达，但实力相对短板突出，已经无法再维系美国旧有的霸权扩张模式。
其二，美国国内支撑全球主义扩张的战略共识分崩离析。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加速分化，在全球化支持者与反对者、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垒中，后者逐渐势大，居于主要地位。资本全球化不受控制的自然经济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扩大，但获利更多的是少数有钱人，相对受损的却是广大中下阶层，由此滋生“铁锈带”之痛、“乡下人的悲歌”乃至所谓的美国经济“斩杀线”。中产阶级无可避免地规模化萎缩，最终积聚起“美国优先”的强大民意，逆转了持续几十年的全球主义扩张战略。
无论是拜登政府声称的“中产阶级外交”，强调“将劳工家庭诉求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还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永久主导世界的目标损害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都是对美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反应，是不断上升的国内经济压力压缩美国外交政策空间的体现，减少海外支出、加大国内投入，成为美国跨党派的延续性政策。
其三，美国作出战略判断，认为“回归国内、国内优先”是决定新时代大国竞争胜负的最优治国方略。大国的战略取向和布局，既由其国家实力和利益、党派主张、历史文化等内生性因素塑造，也由国际环境、主要对手等外部因素塑造。冷战期间，美苏争霸主要体现为军事实力对抗和依托于军力的地缘政治竞逐，两国分别建立了庞大的核武库和相应的势力范围，军备博弈始终是影响实力天平的重要砝码。
当今时代，新型大国竞争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所形成的国家实力。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还推脱说“美国的问题是中国造成的”，在第二任期他本人以及美国战略精英已经认识到“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自身的”，中国是“有史以来实力更均衡更强大的对手”，美国大战略重心只能是回归国内、着力提升本国实力，特别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硬实力。美国抢占人工智能新高地，抢夺全球关键矿产和战略通道等，皆是为此。可以说，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世界主要大国，彼此互动不仅塑造国际秩序，也深刻影响着对方的战略实施乃至治国理政方式，无怪乎近来多有国际评论说，“美国越来越像中国”“中国也越来越像美国”。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美国虽不再是全球霸权，但仍有望维持“诸强之首”的实力地位。战略收缩有其限度，特别是一些带有特朗普个人偏好和鲜明特征的外交政策举措，矫枉过正积怨颇大，有待未来美国决策者重新纠偏。不可否认的是，大国有其特殊的国际责任，美国需要校准自身在多极世界中的新定位，确立自身实力、利益和责任的合理边界，实现美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再平衡。这既不会是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主义扩张，也不应是狭隘的MAGA派所主张的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立场。毕竟，世界仍需要美国，美国更需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