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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美国大选 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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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作性竞争推动国家关系向前发展

2024-03-23

约瑟夫·奈（Joseph Nye）是哈佛大学特聘教授。他最近在接受《中美聚焦》主持人、中美交流基金会总裁周建成的采访时详细阐述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

他表示，美国和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脱钩，如果全面脱钩，将对两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尽管不信任持续存在，但仍有可能推动两国关系取得进展。他用"合作性竞争"一词表示如何同时合作与竞争，虽然这需要采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行动，"但用这个术语表达，能让决策者更清晰地思考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认为非此即彼"。

周建成：

约瑟夫·奈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在一篇新文章中提到，“持久竞争”这种表达不一定能反映当前的美中关系紧张局势。能详细谈一谈吗？

约瑟夫·奈：

“持久竞争”的概念让人想起一战爆发前德国和英国的关系，意味着一些无法避免的事情。人们常常认为，这意味着注定要发生战争。事实上，如果观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就会发现，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的50年左右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截然不同的阶段：50年代，我们在朝鲜半岛陷入战争；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我们合作制约苏联；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我们进行了经济接触。2015年或者2016年左右开始，我们一直处于所谓的“大国竞争”中。“持久竞争”涉及很多不同维度，并不是很恰当的表述。

周建成：

谈谈冷战吧。您经历过冷战的不同阶段，而我看到了冷战的结局。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的许多人都曾将美国和中国进行比较。现在，他们认为中美进行的是现代版冷战。对比过去和当前的冷战，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约瑟夫·奈：

如果冷战意味着没有枪声的激烈竞争，那么可以说美中现在确实陷入了冷战。“冷战”还代表着大约40年的美苏竞争，其中许多年的形势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身处冷战，因为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和苏联在军事上相互牵绊，但在经济或者生态环境领域没有这种关系。相比之下，我们和中国既在经济和环境领域大量相互依存，也有其他各种类型的相互依存。所以说，拿冷战作类比可能产生误导。

周建成：

再说说经济脱钩。有人说，美国和中国已经脱钩，也有人认为这永远不可能发生。这是两种没有交集的极端立场。您对此有何看法？如果脱钩还没出现，是否可以避免？

约瑟夫·奈：

选择性脱钩是有的。看看美国为阻止华为在美国开发或建设5G基础设施而采取的措施，或者为限制最涉及安全问题的半导体出口而采取的措施，那都是基于安全考虑的脱钩。但是，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所说，我们希望在小院子周围建一堵高墙。如果试图大规模脱钩，对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是选择性脱钩。是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脱钩。关于真正意义上的脱钩或者完全脱钩，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应该看到。更重要的是，两国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领域，我称之为生态相互依存，涉及气候变化、流行病等问题。在这些领域，谈论脱钩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这些问题遵循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定律。

周建成：

您最近写了很多关于合作性竞争的文章。合作性竞争在实践中有何影响？它与我们在冷战时期看到的遏制战略有何不同？

约瑟夫·奈：

我使用“合作性竞争”这个表述，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竞争，但我们还需要把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没有人能够独自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你除了要有与其他国家相对比的实力，也必须要有和其他国家合作的实力。因此，合作性竞争要求我们采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行动：在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这是可以做到的。而如果用这种术语表达，会让政策制定者更加清晰地思考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认为非此即彼。

周建成：

我想继续讨论您刚才提到的主题，也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我们目前严重的全球共同挑战。您也谈到了利用伙伴关系和联盟，例如日本和印度。那么，这些国家对谁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又将如何帮助美中关系？

约瑟夫·奈：

我认为，在其中一些问题上，例如气候或者流行病，我们需要日本、印度和欧洲的合作。基本上需要所有人的合作。但我想到的是日本-印度联盟，如果加上澳大利亚，就是所谓的四方联盟，它更多地侧重于安全领域，是要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说，从内部改变它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如何变化取决于中国人，对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外部势力来说，中国太大了，很难改变。但你可以塑造它的外部环境……拥有这种联盟和友谊，意味着中国与其中一个伙伴关系恶化的时候，也会削弱中国与其他伙伴的关系。所以本质上讲，塑造外部环境并不等同于遏制。我们不是希望阻止中国的增长，但这确实意味着，如果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或者欺凌他国，会付出极高的代价。

周建成：

您刚才提到的做法，是否会令中国孤立于一些国家，这是否会迫使中国的态度更加决绝？

约瑟夫·奈：

我不这么认为。看看大多数国家，它们希望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它们还希望受到保护，免受中国的欺凌或者侵略。这意味着一种平衡行为，和中国有往来的国家需要这么做。而且，中国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中国变得咄咄逼人，最终会付出代价。

周建成：

我们一直在讨论联盟伙伴关系和友谊如何塑造外部环境，但它最终需要什么因素，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让美国与中国实现和平共处，为未来关系发展奠定基础？

约瑟夫·奈：

我认为需要更多的高层接触。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达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和中国人合作的时候，就两国的定位而言，需要很大程度的对等。另一方面，中层领导人和部长级接触也很重要，因为这是政策实施层面。商务部长雷蒙多或者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就非常重要。然后是第三层，即普通人、学生、游客。科技交流对于帮助更好地了解两国的现实很重要。因此，需要在所有三个层面建立联系。

周建成：

您是全球备受尊敬的学术领袖，本身就相当于一座机构。您认为大学之间的交流（例如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和其他形式的人文交流，在当前充满对立情绪的环境里是否变得更加重要？它们会得以蓬勃发展吗？

约瑟夫·奈：

我想，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保持这些交流。例如，在气候领域，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回顾21世纪初的非典危机，我们实际上在流行病领域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遗憾的是，双方对新冠危机的处理都是不当的。但是，我认为未来需要再次在该领域展开合作。保持这些科学交流非常重要。

周建成：

现在换一个问题。这些采访和对话的目的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并通过此类对话增进信任和理解。我觉得，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信任是零或者接近零，这一定会让很多人非常难过，也让其他人感到沮丧。需要怎么做才能恢复信任？为了以有意义的方式重建信任，每个人可以共同或者单独采用的第一个想法或者行动是什么？

约瑟夫·奈：

我发现，人员交往以及做有共同目标的项目是非常有用的，表明你们在某个领域存在信任，这些信任可能会传递到其他领域。

周建成：

今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45周年。1979年，两国宣布建交时，您在哪里？

约瑟夫·奈：

我当时在卡特政府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领导下的国务院工作。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有利的一步。

周建成：

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约瑟夫·奈：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82年。我受邀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一系列讲座，然后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参观了各种遗迹，比如长城。

周建成：

那时您有何收获？长远来看，这种收获有用吗？

约瑟夫·奈：

我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看作一个单一庞大的整体。中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美国人一样，不同的中国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同的事情。我认为，意识到这一点是发展合理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

周建成：

您说过，1979年与中国建立现代关系是有用的。你当时在赛勒斯·万斯手下工作。45年后的今天，您是否认为建交是一个错误，或者本身就是一个误解？

约瑟夫·奈：

不，不，绝对不会。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是现在，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我们应该思考未来如何改善这一关系。

周建成：

约瑟夫·奈教授，非常感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您一生致力于帮助民众获得准确的认识。

约瑟夫·奈：

谢谢。我很喜欢今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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