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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柳建成：陈教授，回顾 G20 和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会晤，你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他们向陷入困境的世界发出了怎样的信息？

陈东晓：在 G20 期间举行的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重启定期的面对面交流。我希望，这将促进两国政府之间以及两个社会之间更有实质性的接触。

这是两国元首三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同时承诺授权各自的工作团队保持后续沟通。随后，中美国防部长会议于 11 月 22 日在柬埔寨举行。北京也期待着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明年年初访华。两国将进行更多定期的面对面官方对话。不仅如此，两个社会之间将恢复或重启广泛的交流、对话和接触，包括两国知识界之间更密集和更广泛的面对面互动。

周柳建成：他们也同意需要建立一个战略框架，用于指导未来的双边关系。这种框架的指导原则有可能是什么？

陈东晓：我们观察注意到，两国领导人已承诺制定一个管理双边关系的框架和共同原则，包括如何以建设性和非竞争性的方式处理分歧和竞争，以及如何在全球和跨国挑战方面扩大合作。我认为，这次峰会也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颗定心丸，那就是两国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把中美关系带回稳定的轨道。

我认为至少应该认真考虑三个原则。第一，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特别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包括政治和经济安全在内的根本关切。第二，处理分歧和竞争时，双方同意不对抗，包括保持有效沟通，建立可行的危机规避或危机处理机制。第三，共同致力于扩大应对全球威胁和跨国挑战的合作，包括气候变化、流行病、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如果把这些原则用于管理中美关系，肯定有助于使局势变得更加稳定和可预测。

周柳建成：这样的框架的建立可能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人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缓或阻止双边关系的下滑？

陈东晓：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双方应该采取、而且已经采取的首要步骤，是恢复双方从政府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话和接触。目的是消除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打破各自社会的信息气泡，减轻误解误判对双方的负面影响。

此次峰会的主要收获之一，是恢复对话并就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我们知道，双方在这些原则的内容上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距，未来落实这些原则的难度自然更高。尽管如此，良好的开端本身令人鼓舞。

第二步，增强双边合作机制的韧性。说到合作机制的韧性，我指的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严重缺乏信任，削弱了在许多跨国以及全球挑战方面[开展]双边合作的势头和意愿。因此，双方都应该对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保持敏感。因此，谈论设置防火墙、护栏或设置底线，防止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双方都需要防止分歧阻碍必要的合作，特别是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我心目中的一个规则，是不要让所谓的竞争越过红线，否则对方认为这是对其核心国家利益的生存威胁。

周柳建成：但正如你我所知，信任和信心对于任何良好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和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可能会在未来几周访问北京。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联合工作已经重启。这些够了吗？这些是培育信任和信心所必需的条件吗？

陈东晓：只进行一两轮对话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高层或部长级的对话有助于恢复信任。我认为，促进信任的最重要方法不是判断信任多么深厚，而是聚焦信任的门槛。我们应该聚集最低层次的信任，这意味着需要防止误判彼此的核心利益，因为误判会侵蚀信任。所以，我认为必须维持最低程度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要基于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基本理解。这种信任在今天是最重要的。

周柳建成：陈教授，现在看一下G20。你对这次会议有何看法？你认为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聚会，对吗？

陈东晓：众所周知，多年来G20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包括G20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巨大阻力。话虽如此，50 多个共同关注点以及 G20 领导人的共同承诺表明，世界迫切需要国际合作和集体行动，而不是当前不断加剧的分裂或两极分化，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挑战。正如我观察到的，这是一种迹象，表明对反全球化和排外主义的抵制越来越强烈。这让人鼓舞。

在G20上，习主席重申了全球粮食安全国际合作倡议，并表示北京支持非洲联盟加入G20。习主席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中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周柳建成：许多全球头条新闻都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的 G20 会议上。当然，紧接着在泰国举行的 APEC 会议上举行了另外一次重要的领导人聚会。对比两者，习近平主席在这两次会晤中的外交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陈东晓：习主席在两次会议期间的外交方式没有明显差异。相反，我看到了更多的相似之处。第一，在这两个场合，习主席在努力提高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宣介旨在建设国际社会的中国国家战略。第二，习主席提出了中国促进全球和地区发展稳定的倡议和主张，包括许多需要包容、团结、合作的跨国挑战。第三，习主席还不遗余力地尝试进一步加强中国与这两个地区集团成员的关系。

周柳建成：全球背景非常复杂，不仅是乌克兰问题，还有持续的疫情、世界经济下滑、粮食短缺和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机。APEC 是否有意愿、资源和授权尝试为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陈东晓：具体来说，我觉得有两个困难或者挑战比较突出。首先，国际、跨地区和区域内合作的不同路线图引发的紧张和冲突。RCEP和CPTPP是一方面，得到中国和很多亚太国家的支持。这两个路线图在整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我认为它过于意识形态化，实际上破坏而不是整合区域经济和供应链的合作。未来，这些不同种类的路线图将产生激烈的竞争。但我无法预测竞争的前景或者结果。

另一个挑战，是该地区的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屡次遭受流行病和粮食供应中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履行义务和履行承诺方面面临的挑战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坦率地说，他们的能力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我认为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责任更加重要。它们需要以身作则，促进亚太地区一体化，而不是走向四分五裂和两极分化。

周柳建成：最后是一个个人问题。您刚从 APEC 地区回来，也去过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你在这些地方的活动里得到了什么启示？其他人希望从中国、美国和它们塑造的世界得到什么？

陈东晓：10月下旬和11月初，我离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同事，前往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我和这两个国家的 100 多位学者和官员进行了会面，他们表达了恢复面对面对话和接触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扩大重新接触涉及的领域，恢复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消除误解。这是第一点收获。

第二点，他们都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正在进行的地缘战略竞争，甚至是正面对抗，表示担忧。

第三点，尽管两国在各自与中国的关系中有不同的利益和重点事项，他们认为对华关系对于本国经济复苏以及长期繁荣非常重要。尽管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双边关系存在很多看法，但我接触的学者和官员几乎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遏制中国的努力是行不通的。他们还认为，中国在塑造地区和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应该而且也将越来越重要。

周柳建成：教授，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分享您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