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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积敏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和平共处

202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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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源于不同生物种群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可以说,共处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实然状态,也应该是一种自然、应然的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说,各个不同种族、民族的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深处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相互交往,共同创造着璀璨的人类文明。从政治层面来讲,君主制、共和制、人民民主专政等不同政体的国家构成了如今的国际社会,它们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无论采用何种政体、国体,这些国家都同属于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社会文化、制度体系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应成为国家间相互争斗的缘由,而应成为它们相互借鉴、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这既带来了挑战,又孕育着机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的形态与发展趋向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无疑具有重大影响,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两国关系走向保持高度关切的重要原因。毋庸讳言,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重大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中美将长期共处,只是长期共处的方式与状态在不同的政策选择之下会有不同的表现。

历史上,中美经历了四种共处形态:敌对性共处、合作性共处、竞争性共处、斗争性共处。在冷战大环境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便进入敌对性共处状态,两国甚至一度兵戎相见。即便在此情境下,双方的交流互动也没有完全断裂。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尤其是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双边关系进入合作性共处阶段,双方在经济、安全、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互动频密,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准同盟”关系。当然,即使在这一段“蜜月”期,中美也存在着诸多矛盾,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尖锐对立。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进入竞争性共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即“竞合”。当然,“竞合性关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反复较量、磨合之后方才确定下来。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合作性竞争阶段与竞争性合作阶段,前者主要是从“911”事件后到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双边关系以合作为主,合作大于竞争。2005年小布什政府提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中美关系新定位,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战略定位均反映出这一点。竞争性合作阶段主要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主要表现为美方大力推进将平衡中国影响力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将应对大国战略竞争作为优先任务。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竞争性一面增强,尤其是围绕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展开了激烈博弈。

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进入震荡期,尤其是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界定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继而在贸易、安全、科技、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对华发难,使中美关系进入斗争性共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以竞争为主,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对抗,但也不放弃可能的合作。特朗普政府采取“全政府”对华战略,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内动员与国际动员。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也为双边关系的改善设置了重重障碍,这预示着两国关系回暖恐非一日之功。

然而,事在人为,关键在于美方的战略抉择。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将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战略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不会被外部因素所干扰,也不会被带乱节奏。维护与促进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宗旨,这意味着中国寻求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以《联合国宪章》原则精神为核心的普遍国际规范基础上长期和平共处,当然包括与美国长期和平共处。实际上,不论美国政府如何更迭,中国对美外交的原则与立场始终如一,即推动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模式。这种新型关系模式符合中美双方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不过,这个愿景能否实现要仰赖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让人忧虑的是,拜登政府似仍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甚至有更进一步之嫌。日前有媒体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讨论并表决一项两党共同推动的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以彰显与加强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与决心。如今,球在美国脚下,未来中美关系是迈进到合作性共处,还是恶化到敌对性共处,关键变量在于美国对华战略判断与政策选择。拜登政府能否做出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抉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