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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结束后美国将不得不处理对华关系问题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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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希望把中国作为他竞选连任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重创其政府后,他试图把民众的反华情绪变成增加自己获选机会的灵药。

然而特朗普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公众愿意接受他批评北京,但他之前曾盛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称赞后者为抗击疫情做出的努力。而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一样攻击中国,这缩小了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差异。

美国人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民意调查显示,中美关系在选民优选项中的排名下降了。虽然美国的政治话语和中国的愚笨行为让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变得非常负面,但该问题不太可能影响多数选民支持谁。

随着选举的结束,中美两国现在都应该把这场大选放下。中国官员认识到了此次大选的独特挑战,对来自美国总统和国会候选人的尖锐攻击基本无视。这种策略在过去曾经奏效。2012年,米特·罗姆尼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围绕对华贸易问题展开你争我夺的广告战。而投票结束后,奥巴马政府很快就把这个问题忘在脑后。

不过这一次,争议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搁在一边。首先,美国公众现在对中国越来越有看法,而且看法越来越糟。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最新调查发现,“近20年来第一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其发展严重威胁到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已跌至1978年委员会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点。这种态度变化的反映就是,在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接触还是主动谋求限制中国影响力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现在分成了两派”。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精英已经就中美关系达成一种新的、更加负面的共识。对人权的关注从左翼蔓延到了右翼,双方都要求美国作出回应。对中国商业和经济行为的抱怨也从民主党蔓延到共和党,因北京政策而失望的商界大佬们加入到呼吁美国采取反补贴行动的行列。最后,许多左翼人士在表示担心中国在东亚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包括对台湾)时,听上去简直与右翼人士没有不同。

将各种不满凝聚在一起的是新冠疫情。就连批评特朗普总统应对疫情不力的民主党人也把疾病的扩散归咎于北京。尽管是共和党人在国会带头起草反华法案,但那些措施也获得许多民主党人的投票。

这意味着面对公众的不和,两国政府将不得不花大力气维持一种礼貌的合作关系。随着政治选举活动结束,美国的对话者,不管是有望继续留职的特朗普官员,还是负责复审政策和人事选择的拜登过渡官员,都应当与他们的中国同行进行对话,制定出计划,避免双边关系陷入某种冷战。这将使双方受益。

就算只是特朗普从这一届到下一届过渡,北京和华盛顿也可以用这段时间喘口气,让政治局面平静下来。但是,不愉快的问题不应长期得不到解决。尽管华盛顿惯于让紧急事务排挤重要事务,但即将上任的总统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但任由对立、误解、误会和分歧不断加大是危险的。

下一步,应该计划就两国政府的分歧问题举行详细会谈,包括贸易、商业行为、网络冲突、“一带一路”倡议、人权、香港、台湾和航行自由/领土主张等。其目的是阐述清楚各自的对立主张、理解和最重要的“红线”,并重点厘定最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引起报复的争端。

与此同时,双方都应缓和自己的公开言论。“战狼外交”堪比美国的政治指控,而两者都适得其反。这类做法鼓励报复,激起大众的民族主义,甚至惹怒有责任心的官员。两国政府也许都着眼于国内的政治利益,但是国际代价可能很高。就算不用语言为政策火上浇油,双方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找到折衷办法也已经很难了。

两国政府应该寻找可以取得快速进展的领域。例如,签证发放、学术交流和媒体曝光方面的恶性循环破坏了更广泛的双边关系,在不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双方应当承诺扩大民众之间的交往。对于存在突出问题的地方,例如孔子学院对大学教育的影响,双方应同意做适当的改变,以保持彼此的关系。尽管我们知道,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总体来说更能接受与外国的接触,但双方对话的内容还应当包括互利互惠,这仍是至关重要的。

从长远来看,两国政府应该找出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甚或是必须要合作的领域,比如环境和医疗保健。在其他问题上,也可以在巨大分歧下进行对话,如人权。有些冲突可能需要双方接受不相容的意见,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双方的反应和后果,就如香港。

最大的关切还是安全问题。它需要我们仔细思考哪些利益是真正重要的,哪些争议可以巧妙处理或推迟,哪些敏感问题(如领土主权)可以通过合作和资源开发这样的共同行动来回避。更广泛地说,就是中美关系怎样才能在不迫使个别国家和整个亚太地区站队的情况下发展。

政治竞选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与之相比,修复世界即有超级大国和潜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要困难得多。两国政府应该认定新冷战绝非一个选项,并集中精力寻找解决方案防止它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