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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后的赌博:从“中国门”到混合战争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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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召开了“两会”,即其最高立法机构和政治咨询机构的年度会议,这预示着经济将出现反弹。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再度升级贸易战,在全球暴发疫情之际退出世卫组织,引发多起地缘政治风暴,并使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国内动荡加剧。

他的目的,是推卸白宫灾难性错误应对疫情并导致经济大幅下滑的责任。

疫情代价与经济损失

特朗普政府错失了遏制疫情暴发的三次机会。

第一次是从中国记录首个病例(2019年12月30日)到世卫组织宣布国际突发事件(2020年1月30日)。第二次是从世卫组织宣布国际突发事件(1月30日)到发出全球大流行警报(3月10日)。第三次是第二季度,到这时,终于开始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但已经晚了6-8周,而且证明这是远远不够的(见我此处的报告)。

冷酷的现实是,特朗普政府在1月3日就已经知道这种病毒,当时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通知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说,中国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然而,直到3月底都没有做任何动员。相反,白宫内部就应该告知美国公众哪些情况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阿扎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则开始一再因为美国的病毒危机而攻击中国。随后的经济灾难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季度经济出现自由落体式下滑(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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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付出了历史性代价。到6月底,美国累计病例有可能达到200万到240万,死亡人数可能达13万到14万。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GDP年度增长率收缩了4.8%。正如大投行所警告的,真正的杀戮将随着第二季度的暴跌(下跌35%至40%)而发生。

在国内,白宫一直在抵制美国顶级健康专家提出的以科学为依据的公共健康措施,当前有关过早退出封锁是否有风险的辩论就反映出这一点。在国际上,政策失误的后果则更为严重。

“中国门”的首拨牺牲品

由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权宜政治的替罪羊,最早的牺牲品就包括了中美高层双边对话、贸易、投资关系、美国国债、军事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动荡。

高层对话。特朗普总统从2017年秋季开始冻结了中美高层经济、执法和文化对话,从2018年秋季开始又让外交和安全对话陷入僵局,从而破坏了几十年来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当大国不再对话的时候,错误的认知往往就会取代合作——这是“中国门”的内容之一。

贸易。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中国有义务在贸易战之前的购买水平上,于两年之内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休战协议要求中国每年从美国增加18%的进口,面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可怕的全球前景,这对中国来说是很为难的。

投资。贸易战之前,美国平均每年对中国的投资为15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则飙升到了45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还在继续,而中国对美投资已经大幅下降至50亿美元。由于特朗普的脱钩政策,过去十多年来的进步出现逆转。不过,七成美国公司并没有离开中国的计划。

国债。多年来,北京一直将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的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在另一种可能性较低但影响却很大的竞选连任场景下,共和党人威胁要对北京单方面取消1.1万亿美元债务,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则希望将中国公司从美国市场除名。为此,北京正通过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来分散对美国的投资依赖,同时它将在2025年之前为科技行业注入逾1.4万亿美元资金。

军事关系。尽管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过去仍有高层互访、国防官员交流和功能性互动。据五角大楼的数据,特朗普上台后,这些接触减少了2/3。与此同时,在南海和东海,双方的紧张关系正在迅速升级。无论是偶然还是有意挑起,冲突都只是时间问题。

特别行政区。2017年以来,中国大陆周边地区破坏稳定的行动已经戏剧性升级。

台湾。与前几届政府不同,本届政府与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合作,试图破坏几十年来的“一中”政策。一旦从前的“战略模糊”让位于武力,其地缘政治影响就可能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

香港。按照白宫的说法,“亲民主力量”在香港受到了威胁。而按照北京的说法,白宫和国会与蔡英文政府合作的动机是想寻求“颜色革命”。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激进的右翼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共和党-佛罗里达州)将利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中国搞政权更迭,正如他在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

澳门。虽然赌博圣地澳门在国际媒体上的知名度较低,但赌业大亨、亿万富翁谢尔登·阿德尔森和他的金沙集团却是特朗普竞选和共和党保守派的金主,他还在2010年代初期允许中情局利用他在澳门的产业加强美国的间谍活动。最近,拉斯维加斯的金沙集团在针对朱利安·阿桑奇的一次明显间谍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中情局被迈克·蓬佩奥控制,而蓬佩奥也是阿德尔森的盟友。

西藏。在特朗普就香港问题发表声明前,退役的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准将、国会议员斯科特·佩里(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提出了一项法案,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

从疫情地缘政治到全球债务危机

2003年,布什政府用一个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目的大概是想在整个中东地区通过多米诺效应实现民主。随之而来的噩梦让这一地区陷入了另一场“永久的战争”,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估计,这场战争的成本高达3万亿美元。

仅仅20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就为了竞选连任,发起一场北京眼里的新的混合战争。这种把中国和世卫组织放错位置的自满,代价估计达9万亿美元,是伊拉克战争开销的三倍。

与即将出现的新政策错误相比,这些可悲的损失可能还相形失色。在我所说的大国冲突场景中,持续存在的疫情风险将导致激烈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并引发“热点”地缘政治冲突和长达数年的全球大萧条。这就是特朗普政府当前的路径,其基础是要最大限度地借力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债务已经飙升到了26万亿美元,其债务与GDP之比达到120%(与2011-12年债务危机中的意大利相似),而白宫和美联储不久之后还将不得不进一步提高这一比率。

鉴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像这样的经济杠杆,加上疫情的人力代价和致命的地缘政治事件,正在将世界前景推向全球性萧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