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财政部近日把中国列为了“汇率操纵国”。考虑到僵持不下中美贸易战及时断时续的谈判进程，给中国贴上这个标签的实际意义其实并不大。但问题是，中国真是汇率操纵国吗？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在操纵货币，美国自己定了三条标准：对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对世界有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对货币市场积极干预。但中国似乎仅仅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即对美有巨大的贸易顺差。

中国对全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6年四季度曾达到峰值，占9.8%，之后开始下降。至2018年一季度，顺差变成了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只有0.7%。到了2019年一季度，才重回顺差区间，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不足1%。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9.5%下降到了2018年的不足0.4%。中国国际贸易已接近平衡，这也证明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其他货币既没有被低估，也未被高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人民币币值是相当合理的。

所谓汇率操纵国应是这样的：蓄意把货币汇率维持在均衡值之下，也就是所说的币值低估，以降低出口价格抬高进口价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地位。通常，这样的国家对全球都有巨额贸易顺差。仅凭双边贸易顺差一项指标，不足以确定一种货币是否被低估，或者一个国家是不是汇率操纵国。该国还必须对世界保持巨额且持续的贸易顺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应被视为汇率操纵国。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在岸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盯住中国国际贸易加权货币篮子的汇率，也就是中国外汇交易系统一篮子货币的汇率。2018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贬值近6%（从1美元兑6.6元人民币跌至7元），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中国外汇交易系统指数之间的偏离值始终保持在2.5%的区间之内。由于美国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只占20%多一点，人民币也不再紧盯美元。如果人民币仅盯住美元，就意味着每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将上涨，而这些国家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80%。同样，当美元贬值时，中国出口价格就会下降。保持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加权一篮子货币的相对稳定，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相对于中国贸易伙伴国货币的相对稳定，人民币国际购买力也将保持相对稳定。从第三国的角度看，人民币紧盯贸易加权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其汇率波动将小于美元汇率。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符合中国利益，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唯一途径。

如果将人民币贬值用作贸易战的“武器”，显然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如果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方式来报复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效果会被美方加征更高关税抵消。这样的话，中国对美出口不再具有竞争力，而且中国还将不得不为从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进口农产品、石油、天然气和半导体等付出更高的代价。就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而言，即使对所有输美商品都加征了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中国的可控范围之内，根本无需诉诸人民币贬值这一选项。中国外汇储备已超3万亿美元，就国际收支平衡而言，人民币应不会有贬值的压力。

对在岸人民币汇率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一个误解，尤其是货币投机者，都认为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是中国人民银行设定的不可突破的红线。而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中国央行的政策。这与数年前的另一错误观点类似，即认为要想确保中国经济社会不出问题，中国必须确保年均8%的经济增速。最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升至略高于7元的水平，自此之后有明显的企稳迹象。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量化宽松”是不是也该被视为一种汇率操纵形式？我斯坦福大学的前同事约翰·泰勒教授最近出版了一部很有见地的新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何改及如何改？》。泰勒在2001年至2005年间曾出任美财政部副部长。在前言中，泰勒教授援引已故知名经学家阿伦·梅尔泽的话称，通过量化宽松，美联储决策者事实上在对美元实施“竞争性贬值”。在量化宽松政策下，美联储维持低利率，资本，尤其是游资，就会设法追求高收益。如果美国实施资本管制的话，资本就会留在国内，增加国内投资，而不会导致美元相对贬值。然而，由于美国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它会离开美国到其他国家去，导致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走高，并引发了日本和欧元区相继推出“竞争性”量化宽松，以对冲美元贬值的影响。实际上，这量化宽松才是汇率操纵的上上之策，既不需要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又巧妙地对相对汇率成功进行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