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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美国大选 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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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如何认识中美竞争的本质和特征

2019-08-12

中美关系已进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首要、最长远的战略竞争对手,把这一定位写进了多个官方文件,并着手对中国采取“全政府、全手段、全领域”的打压。中国也将美国看作是实现发展复兴目标的最大外部挑战。在实践中,两国间的贸易战已持续一年有余,且这只是当前双边关系的冰山一角,中美科技、军事、外交舆论等各领域的博弈都在激烈展开。

关于中美竞争的本质各方有不同看法,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是权力竞争,是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导致的,还有不少观点认为是意识形态竞争,或是制度竞争。一些美国政府内的右翼保守派将中美竞争看作“世界秩序未来走向自由或专制”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国国防部6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也提出,自由与专制世界秩序之间的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担忧。

在美方看来,当前中国力量的上升不止体现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也愈加体现在软实力上,包括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中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焦虑。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异类,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不理解和不确定,也无法接受奉行不同制度的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会改变、推翻当前美国领导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建立一个不利于美国的秩序。然而,将中美竞争上升至意识形态甚至文明层面是极其危险的,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将使双边关系难免回到冷战时代。归根到底,中美之间对立的根本动力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冲突。美方的目标是打压中国的发展,防范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对美博弈的主要目标是赢得自身发展空间,真正实现“强起来”。中美竞争仍是基于权力和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更多是双方彼此攻击的工具,并非竞争的根源或目标。

目前看,中美竞争发展为新冷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当年的冷战是在战后构建新的全球性世界体系、世界秩序过程中产生的,美苏两种体系构想的冲突是冷战产生的根源。在战后强烈的“敌我”二元思维惯性下,莫斯科和华盛顿放弃了对话谈判,走上了对抗之路。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双方共同参与很多国际机制,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而且,当今国际体系和秩序是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中国在其中成长、壮大,很难从这一体系中分离,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也无法承受体系分裂的代价。更何况,中美经济关系紧密,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的程度远超过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两国在双边和地区层面存在利益冲突,但在应对核扩散、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的全球层面有着重大共同利益。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也仍然处于低强度水平。

因此,当前中美竞争的特征依然是可控的、低烈度的,是在同一体系中围绕国家利益开展的。中美都是核大国,发生热战不可想象,但是要在经贸等低敏感领域或局部冲突中分出胜负,过程将极为漫长。所以两国的博弈一定是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持续到一方认定另一方失去了竞争能力或不再构成威胁为止。这就亟需两国决策者和战略界思考,在未来几十年的竞争过程中,中美如何磨合并探索出新的关系模式。

权力竞争可以是零和的,也可以是非零和的。零和的恶性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到头来结果一定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在美苏冷战中,美国的策略是“遏制”,即通过孤立、围困使苏联自己垮掉。对于现在的中美关系来说,很难想象美国可以通过“遏制”让有着14亿人口的蓬勃发展的中国垮掉。而且,中美两国利益高度交织交融,世界产业链相互依存也越来越紧,即便“遏制”成功,美国也将面临“双输”结局,而不会重享当年冷战胜利的荣光。

对于或许无法避免的竞争,中美两国的最佳选择是防止开展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滑向新冷战,进行非零和的良性竞争,共同发展、进化,最终逐渐互相适应,形成新的稳定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18年年会上就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极为重要的时刻,两国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超越你输我赢,在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

因此,良性竞争是中美两国应该追求的状态,其基本要求是一方不能挑战对方核心利益,必须以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为底线,同时不寻求“你输我赢”的零和结局。作为弱势的一方,虽然中国无法阻止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是可以努力控制中美战略竞争的边界,并积极塑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文化。美方也应与中国一起找到双方作为大国和平共处的方式,既可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也能够促进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

此外,中美应利用多边机制管控双边分歧。一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既有利于美国,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它可以为中美各自的内部调整改革提供更好的国际制度环境。双方应尽力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把维护中美关系视为维护国际秩序努力的一部分,共同让这一秩序更有活力和张力,而不是另起炉灶、另立山头。总之,定位为“竞争对手”是一回事,如何开展竞争是另一回事。在战略竞争时代,中美两国恐怕要更多着眼于如何积极有效地管理竞争,明确竞争规则,管控经济竞争的后果,避免开展意识形态竞争和军备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