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中美两国关系近来持续恶化，凸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战略取向和利益之不同。一个希望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中国被美国视为“必定会挑战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从合作与遏制两手交替使用，转为以遏制与打压为主，合作意愿直线下降。西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将“从合作的对手”向“对手的合作”转变，而且他们对于中美在相互定位发生重大变化后能否继续合作，即进行“对手的合作”，持十分怀疑的态度。

那么，究竟如何正确看待正在经历历史性变化的中美关系呢？两国关系的前途又会如何，是否就此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而进入全面对抗阶段呢？面对这么沉重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入、冷静的思考，保持战略定力，冷静应对，从最好处努力，做好最坏的准备，不被“左右”任何一方所“忽悠”，尽力避免两国关系陷入螺旋式下降的“旋涡”而难以自拔。

先看看中美“合作的对手”这40年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

20世纪后半期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冷战结束，美国进入“独步天下”的“美国时刻”，虽然只持续了短短20年时间（1990-2009）；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全球化，并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迅速发展成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希望从中国市场获取最大利益的“美国第一”派，与希望在全球推广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国际主义”派，在对华政策上合二为一，走到了一起，形成持续了40年、“合作和防范”两手交替的对华战略。美国的精英们孜孜以求，希望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引入市场机制和资本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中国的政治制度向美国设计的方向发展，以图把中国塑造成“另一个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且能从中获取巨大政治和经济红利。

中美建交近40年，经历了跌宕起伏，有很多困难和矛盾，但始终是合作与斗争共存，以合作为主。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走符合国情和世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全球化的大风大浪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关系主要基于中美关系基本保持稳定，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总体欢迎中国发展。

不管美国出于什么战略考虑，其结果是中国在相对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生产链，使中国经济上了好几个台阶，总量达世界第二。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中国面貌发生了彻底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中国与全球性强国尚有不少距离，但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已经难以动摇。这是客观的分析，不是盲目自大。

说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与美国是“合作的对手”，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然这里涉及对“对手”的定义，因为“对手”是个相对中性的标签。也许把这个历史阶段的中美关系描述为“事实上的合作伙伴”可能更为恰当。

2009年底，奥巴马访华时发表两国联合声明，在反复磋商基础上，声明强调中美将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主要着眼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但声明所表述的两国关系愿景是正面、积极的。奥巴马回国后因此遭到新保守主义者的抨击。

我们客观回顾中美40年的历程，尽管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战略取向和利益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但并没有妨碍两国在各方面包括战略层面进行广泛合作，而且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40年“合作的对手”关系是双向的，给中美两国都带来巨大红利。中国发展需要美国的合作，需要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市场；美国则一直看重中国市场的巨大现实和潜在利益，这是客观事实。

1979年中美建交时双方有共同的战略需求，1989/1990年这一共同战略目标因冷战结束而消退，经济合作“双赢”便成为两国继续合作的重要基石。这个阶段中美是经济合作的对手，由于在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不同，经济优势不同，经济的竞争面并不突出，互利互补和合作双赢是主流和常态。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占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都很务实、客观。

当然，美国40年来之所以着眼于中美合作有其深刻的战略考虑。这一对华合作与防范并存的战略经历八届美国总统，虽因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会有所侧重、有波动起伏，也有复杂尖锐的斗争乃至冲突，几乎每届总统任期内都会有双方“走边缘”的大大小小的危机，但中美“合作的对手”关系总体得以维持，一直到近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为什么这两年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了呢？这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以及美国对世界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美国在冷战后雄心勃勃的想改造世界，在遭遇2001年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后，不得不对美国的战略威胁顺序做出重大调整，防范大国崛起被“全球反恐”所替代，位置明显后移。于是，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出现了重大战略失误，2007/2008年又遭受发端自资本主义核心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经济危机的冲击，软硬实力均遭重创。与此同时，美国目睹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乘势而起，发展迅速，使美国的“战略焦虑”加剧，防堵新兴大国崛起的冲动再次强烈起来。

美国朝野开始反思美国对外战略过度扩张导致“人财两空”的恶果，以及对华战略和政策的严重方向性“错误”。这次反思堪比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战略和外交界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大辩论，它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深刻、都要彻底，两党及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犯了战略错误，需要调整对外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两大板块收缩，转而对付既有能力又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特别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中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各项国家安全（国防）战略报告，都正式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恐怕就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美国某个总统或者部分“鹰派”人士的看法了，而是美国朝野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战略判断，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既然中美互为“对手”已经明确，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就更加引人注目，加上特朗普本人强烈的不确定性，许多人深表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两国有可能从贸易战开始一路对抗走下去，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这种可能性自然不能排除，而且不加管控，可能性还不小。恰如远处朦胧可见的“灰犀牛”，乍一看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一头莽撞的“灰犀牛”嘛。这边是醒了的狮子，睁着眼睛看着呢，倒头来无非生死一搏。

其实这种情景的描述并非历史之必然，在全球化利益共同体内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中美又是核武器国家的事实面前，灰犀牛也好，狮子也罢，都不能代表未来，不能过早下这样那样的结论。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全面冲突是可以也应该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更是可以跨越或者填平的，关键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和对手，认识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真正负起大国的责任。

这就提出了中美作为“对手”，而且依照美方说法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否可以继续合作，以及如何进行合作的历史性课题。答案是：对手可以合作，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合作空间依然很大。中美合作双赢、对抗双输，这条原则不会因为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对手而改变。说到底，对手并非敌人，只是作为台面上的对手，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和打压会占主流，如果处置不当，从对手滑向敌人的可能性会增大。

既然中美作为对手可以合作这个结论站得住脚，我们不能乐观，也不必悲观，或者悲天悯人，从此对中美关系丧失信心。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两国战略态势和判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美合作的意愿、空间、领域都会跟着变化。这种形势下，中美该如何合作，或者说如何既斗争又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分析和思考。

首先是安全领域。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对防止核武器和核技术的扩散也负有重要责任。中美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伊朗核问题（虽然特朗普放弃了伊朗核协议）、朝鲜半岛核问题上都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这些合作可以也应该继续下去。

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地缘政治考虑，中美在安全领域进行对抗或进入“冷战”于两国、于世界都是灾难。如今，美国一心强化其军事同盟，在亚太对中国保持强大军事压力，这不是“对手的合作”，而是“对手的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一，中国是陆地和海洋大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军事实力来应对；第二，现在美国号令天下的指挥棒也失灵了，不可能再组织起像冷战时期那样的军事对立的阵营。

中国提出的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原则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应该是安全领域中美合作的正确方向。也许眼下中美两种安全思路还分不出高低，但是集体安全毕竟是各国的共同愿望，美国不要期望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绝对安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美在安全领域需要加强务实沟通，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建立可能合作的框架，明确不能突破的底线（譬如台湾问题），确定合作的具体领域。至少需要保持克制和清醒，管控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擦枪走火，更不能被任何第三方拖入军事冲突。

其次，世界经济需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以国际普遍接受的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需要各国尤其是中美等贸易大国共同维护；国际社会亟需防控金融风险累积，防止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各种全球性挑战这些年接踵而来，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传染病跨境蔓延等等，没有国家可以置身度外，需各国合作应对。

已经成功运营了数十年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对中美两国都有利，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也需要中美保持合作，甚至引领各国的合作。即使只从美国利益考虑，中美合作也是必要和必须的。

如果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贸易战等保护主义措施来损害别国利益和国际规则，其结果一定是世界经济的整体倒退，不会有赢家。又如果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时想排除中国，就像奥巴马时期美国推进TPP那样，或者像特朗普现在做的，彻底推翻中美双边协议和习惯做法，以求“美国第一”和利益最大化，这些都是不可取，也是做不到的。

中美作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和义务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营，阻止保护主义的泛滥。因此，中美贸易战不可取，双方应该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当然现在美国依然我行我素，执意为之，甚至不断加码升级，压中国“投降”。下一步究竟怎么走，牌在美国手中。中国是不会、也不可能“投降”的，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中国现在能做的还是沉着冷静，不挑起贸易冲突，也不怕贸易冲突和贸易战，“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中国不搞阴谋诡计，我们将与其他希望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国家加强磋商与合作，增强正能量和各国的信心。

再则，第三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席卷世界各国，推动时代的前进步伐。抓住技术进步的重大历史机遇，寻找推动世界经济再次腾飞的重大科技创新，是中美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方向。美国是科技巨头，在许多科技领域领先世界，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是全球化发展使得科技进步也具有世界性，单靠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是带不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这方面，中国多年来下大力气投入基础科技研发，在人力资源特别是工程师人数上也是有优势的，而且在个别领域中国甚至可以说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等存有严重偏见，想通过制约中国的科技进步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思维不属于全球化时代。中美可以、同时有条件在高科技领域进行适度合作，无非是要选择好双方互利共赢的领域。美国担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其实被夸大和政治化了。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制造业大国，深知知识产权保护对自身和世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实际执行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将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如果美国想在高科技领域压制中国的发展，那也就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可能持久。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步伐不可阻挡，中国也不可能在孤立的环境里发展，而且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毅力来发展和掌握那些中国制造必需的核心技术，这只是一个时间和投入的问题。

因此，中美高科技领域合作看似不容易，其实空间和可能性是存在的。譬如，中国目前每年进口芯片的金额甚至超过石油的进口额。其中美国的芯片就占了很大比例。中美在高科技方面适度进行合作，对于减少美方大叫大喊的“贸易逆差”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最后可能也最难的，是中美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包容与合作。美国立国以来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山上的灯塔和堡垒，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即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奉若神明，总是站在道义制高点来俯视世界、批评别人。这种以文明冲突为基本理念的思想一直在指导美国的对外战略，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米尔斯海默，无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还是国际主义，都没有摆脱文明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对立的巢臼，因而始终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发展模式视为“异类”，欲除之而后快。用句中国的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在这方面，要美国放弃其惯性思维和偏见，对其他文明及其意识形态采取包容的态度，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和平的竞争，恐怕有较大的难度。当然，这只能由历史来做最后的裁判。美国在冷战结束时曾经断言，各国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已经终结”。然而，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始终是历史的大趋势。世界是多姿多彩、丰富多元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后花园，只种一色花。中美需要做的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包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好坏只能由本国人民来判断，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

中国不会输出意识形态，不会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称霸。这些都是历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一带一路”，就是希望通过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过扩大贸易和人民之间的交往，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为世界和地区持久和平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扎实的基础。中国愿意多出点力，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的红利。中美在这方面可以进行多种合作，“中美+”的合作模式不仅对两国有利，显然对第三方也是非常有利的。

总之，中美从“合作的对手”顺利过渡到“对手的合作”困难不少，阻力也大，但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也是两国务实可行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