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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松岭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为什么《与台湾交往法》会加速中国统一的进程?

201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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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

美国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又称《台湾旅行法》)尽管用隐晦的手法处理了与台湾官方交往的修辞,但是难以掩盖美国与台湾恢复所有官方关系的欲望与企图。该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公然以国内立法的方式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充分表现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傲慢与无理。法案还暴露了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摇摆不定,通过在国与国之间承诺上的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显示出美国政治伦理的沦丧。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交往法》的通过,让两岸中国人民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急迫性和紧迫感。

首先,《与台湾交往法》的通过逼迫中国大陆进一步明确台湾的法律地位。该法案逼迫中国大陆在法律层面全面、明晰地确定台湾地区及台湾当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明确台湾地区及台湾当局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本来,中国大陆希望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谈判来解决两岸存在60余年的政治对立问题,在和平的基础上解决两岸关系的纷争,实现国家的统一。毕竟,台湾当局还存在并在实践中运行着1946年在中国大陆制定(尽管已经在1949年被新中国废除但在台湾地区依然适用)的宪法性政治文件,两岸还存在着在一个中国原则、框架下谈判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是,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交往法》以及正在炮制的其他将台湾政治地位国家化的法律,正在逐步把台湾及台湾当局挟持上“台湾地区国家化”的不归路,逼迫两岸把一息尚存的模糊空间明确化。由于法律本身具有刚性,其制定、修改和废除的程序相对复杂,一旦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在法律规定上的冲突达到无可调和的地步,那就只剩下消灭《与台湾交往法》的交往对象这一条路。

第二,《与台湾交往法》逼迫中国大陆在国际法层面进一步落实“一中”原则,进一步完善“一中”框架。该法明显违背了“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并很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可以说,美国的做法使得中国大陆不得不加紧在国际上构筑“一个中国”的防线,将台湾牢牢地控制在“一中”防线之内。这样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越清晰,未来两岸双方在各种国际场合的博弈就会越明确化、具体化。两岸双方的信任基础越来越薄弱,台湾当局既有的模糊空间越来越小,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范围就越小。换言之,未来台湾当局所有可能被误解为国家的法律因素都将被逐步消除。

第三,《与台湾交往法》逼迫大陆考虑用和平之外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79年以来,大陆一直在探索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而且“和平统一”这一方式被不断写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这充分表达了中国大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但是,和平统一需要两岸双方心平气和,需要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坐下来就两岸现状法理进行梳理,对国家统一的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对国家统一后的治理方式进行协商。但是,《与台湾交往法》给台湾地区及台湾当局错误的定位,给岛内“台独”分子释放了错误的信号,使得岛内的政治越来越偏离“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框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不断通过所谓立法、修法、释法的方式把“台湾地区国家化”,使得“台独”势力越来越敢于铤而走险,并不断绑架台湾民众,以所谓公民投票的方式鼓动台湾独立。由于法律本身的稳定性,“台独”走上了制度化的歧途,《与台湾交往法》给了大陆民众凝聚民意的机会,也让大陆有了完成国家统一的迫切感。一旦大陆意识到法律的刚性会让国家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就提上了日程,台湾问题就不太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

《与台湾交往法》通过后,岛内的“台独”势力蠢蠢欲动,赖清德竟然再次公然在台湾立法院宣称“台独”。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把台湾推向了战争的边缘,也引起了岛内民意的分化和反感。近日,大陆在南海及台湾海峡的实战军事演习已经明确剑指“台独”势力和外来力量的干涉。中国不侵略,但是谁想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武力就针对谁。在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