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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中美交流中的认知差距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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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但两国之间差异巨大是众所周知的。差异是差距、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就不说了，两个国家在发展上差距也是明显的，观念上的差距也很大，社会和人文交流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社会和人文交流作为中美四个重要机制之一，在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时期尤为重要，因为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或者说进入到一种新的格局。实际上，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讨论更热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危险。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4月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元首会晤，这场会晤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那就是中美关系对两国、亚太乃至世界的发展与安全都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中美面临诸多复杂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应对和解决，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机制，当然这四个机制是在原有对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人和人、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大概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利益差异，或者叫存在差异，不同的存在，立场就会不一样，而且存在决定观念、意识。但有时候相同的存在也会产生观念和意识的差异，因为文化不一样，就会产生认知差异。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观念、认知问题紧密相关。那么什么是认知差异呢？我的理解，就是在中美对话当中经常碰到的各说各理、各执一词。这是什么问题？就是相互不听对方的，或者说一方听不懂另一方的。这样的对话作用很有限。在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中美之间的利益差异巨大，这种利益差异是由多方面造成的，比如中美之间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美国现在还在继续提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中国也非常重视，但是退回十年、二十年，中国并不把这个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因为从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利益来讲，保护知识产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发展。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重要了，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发展就会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和发展情况变化了，观念也会随之变化。

举个例子，前不久我和美国人讨论中美核战略平衡问题。中美之间在这方面有共同点，比如说共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朝核问题上相互协调、共同应对就和这个体系有关系，但是在核政策上，中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任何情况下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可美国却没有宣布且坚持不宣布这个政策。现在人们都在讲无核世界，讲中美之间能不能在控制核不扩散之外，主动推进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中国希望美国能不能也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因为你的常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而这个问题也是中美争论的一个焦点。

还有一个观念和核威慑有关，即相互之间都可以用核武器打击对方，相互脆弱造成了大家相互之间都不敢打，这就形成了威慑。但是这个观念美国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美国想的和中国不一样。美国一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曾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这么一说，它是不可验证的，到时候你要用也就用了，所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依我看，美国的战略、美国的全球地位是基于实力的，美国会保留一切可以、可能用到的手段，不会事先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住，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文化。但是美国也有一个跟中国相近的说法，叫“核武器是最后的手段”。我们把这个提法和不首先使用联系起来，里面是有共通之处的。美国当然明白核武器不能轻易用，其只不过是在强调万不得已时也可用，现在先不能排除。

对于美国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没有意义的说法，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说，这对美国的文化没有意义，但对中国的文化却很有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很庄严的政治承诺，是一个国家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以中国的国家信誉作为担保的。中国国家信誉担保从哪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累积的外交信誉中来，是在用我们各方面的言行信誉作的担保。从国际上来说，这个信誉是可信的，所以它是有意义的。如果美国觉得自己的国家信誉有意义的话，那么作出这样一个担保，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那么，更重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在于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有一个盟国体系，美国对盟国有保障安全的义务，其中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美国把这些概念用了，比如说“相互脆弱”的概念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概念，其对盟国的安全保障就会有问题，所以美国觉得这些概念不能用。

这个例子中有文化差异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有利益、战略目标的差异。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刚才讲的认知差异（Perceived Gap），这需要通过中美之间的交流来相互了解，了解了以后能不能找到共同价值？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的。

讲到人文交流，在这个问题上总要有一个使命。人文交流是人民之间的交流、沟通、了解，现在两国互派留学生，这些学生就是最好的大使。事实上，相互了解就一定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基辛格先生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基辛格原来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从他前两年出版的《论中国》这本书中，我看到他对中国的了解已经达到了非常深的程度。所以现在他能在中美之间作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媒介，两方面都能说得上话，都能产生影响，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这个鸿沟。而他能成为国际政治大师，也与其对中美两国都有深入了解有关。

我们在专家对专家的层面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设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存在的认知差异？我认为这并不容易。认知差异有利益问题造成的，有观念问题造成的，需要改变存在才能逐步缩小差异。比如，中国通过发展缩小和美国的存在差异以后，中美共同的东西就会增多。但观念上的问题会更复杂些，除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外，我们在有些观念上也应有所进步。我们长期有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和而不同，这是创建和谐世界非常好的路径理念，但是我们还是缺乏如何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条路径如何建起来，目前举措还不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实际效用。第二个观念是求同存异，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发展了四十多年，由于我们两国的差异，不能任何事情马上都能谈出结果，所以就求同存异。这个“同”讲的是共同的利益，但我们需要从现在的利益跨越到更大的价值。价值肯定是有不同的，此时就需要找到更高的价值，一种能够跨越不同价值的更高价值认同，而这也是促成中美未来能够形成一种更好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观念。

最后，专家也要提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人文交流的问题，比如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目前在面对具体问题和政策差异方面，能不能找到更多需要沟通的东西。在这方面做点什么，对政策产生影响，要比我们所说的概念更加接近现实。

(原稿摘自【太和焦点】，为首届“太和文明论坛”嘉宾主题演讲之一)

中美关系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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