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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

202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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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面临巨大挑战,包括房地产业内爆、人口结构不利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对这个世界最大增长引擎的未来的疑虑正在加剧。再加上中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崛起,以及中美紧张关系加深,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在这方面,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最近出版的《东方的兴衰——科举、专制、稳定与技术如何给中国带来成功且缘何有可能致使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一书可以提供帮助。根据过去2000年特别是过去40年的历史记录,黄先生解释了科举、专制、稳定与技术的作用并得出明确结论:中国要想充分发挥发展潜力,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他认为,中国衰落的种子早在公元六世纪就已埋下,当时的科举制度令人窒息。在他看来,科举制度回答了历史学家李约瑟的“重大问题”:为什么拥有深厚科技优势的中华帝国未能早于欧洲掀起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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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科举制度之前,中国搞出了一些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发明,例如火药、指南针和纸张。但黄亚生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创造力在220年至581年之间达到顶峰,当时是相当混乱的汉隋时期。黄表示,“中国的第一波技术停滞与中国政治分裂的结束同时发生”。

为了提供“更清晰”的叙述,这本书似乎过分看重历史记录里的某些内容。例如,宰相辞职的数据构成作者结论的基础,即随着科举的实行,皇帝和官僚之间的制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生关系”。最终,国家陷入几乎线性的衰落。但这却与清朝的“工业革命”不符。清朝“工业革命”期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GDP占全球的份额达到1/3。

但黄亚生亦有敏锐之处,例如,他挑战戴维·兰德斯关于国家扼杀技术进步的判断。他认为,“中国早期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主要——而且可能完全——源于国家的作用”。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话说:“如果想释放现代技术的潜力,通过国家是做不到的,但不能没有国家。”

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国家呢?在黄看来,“由于近乎完美的设计、公民社会的缺失以及深入骨髓的价值观和规范,专制政治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同时写道,中国的“一元统治”倾向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导致的,专制的“因果走向”是“从文化到政治,而不是从政治到文化”。

同样,许多现代中国学者将中国在19、20世纪的衰落归咎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它缺乏探索精神或冒险动力。黄甚至表示,佛家和道家历史人物辈出的时代,新思想更有可能蓬勃发展。

但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国家结构和政策偏好不仅有文化根源,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经过深思熟虑制度安排的结果。例如,众所周知,中国的商业组织都是由霸气十足的老板管理。狭隘地关注中国自上而下的结构,可能会掩盖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在许多方面自下而上的本质。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不仅是控制,还包括自治。尽管中国受益于国家管理,比如深思熟虑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以政府的五年计划为代表),但自下而上且混乱的私人举措(例如创业活动)对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理解控制与自治之间的平衡,对评估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释放“企业家精神”和实施机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这本书思考了为何中国迄今为止成功避免了“塔洛克诅咒”,即专制继承中的错误和错位因素导致不稳定或冲突。但它的益处可能在于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探索的另一种现象:寻租。

任何国家的经济和人类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精英利用权力创造价值还是榨取价值。某种程度的寻租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可能认为,19世纪美国的“强盗大亨”不道德,但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卡内基家族和其他家族在使美国成为世界最繁荣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创建的科技垄断企业继续成为美国创新的典范。

不幸的是,黄亚生的论述缺乏对寻租与价值创造关系的细致评估。他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精英素质”远高于人均GDP相同的其他国家,与人均GDP是中国三倍的欧盟国家相当。

事实上,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支撑了中国数十年的两位数增长。尽管如此,正如作者所言,过去几十年推动中国崛起的发展战略已基本达到极限。现在,中国必须利用其创新潜力和高素质精英,来激发企业家精神并提高机构效率,同时推动自由化。

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将基于中国独特的传统价值体系,正如黄亚生强调的那样,它过去支撑了国家的繁荣和创新。而未来,这一体系将表明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是毅力,而非僵化。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Understandi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