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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中国高质量增长与发展

2024-05-10

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缓慢发展,于是西方批评人士迅速贬低中国的近期和长期增长前景。

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和80年代的日本的增长前景被夸大,当前中国的前景同样被过分夸大。随着由过度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碰壁,中国经济中期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回到2%至3%的水平。此外,长期增长放缓,再加上房地产业崩溃,让人怀疑中国会像日本一样走向通缩式停滞,陷入“失去的十年”。本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中国经济可能无法超越美国,甚至在经济总量方面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

这些可笑的预测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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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经济十分发达,城市化程度很高,人均收入已接近美国,而且其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估值及随后的大幅下跌规模都超过现在的中国。相比之下,中国刚刚开始迈向发达经济,其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5,这表明生产效率驱动的增长空间仍然广阔。中国城市化率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低15个百分点,预计2亿中国农村人口将迁移到二线和三线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此外,中国资产价格下跌,但几乎没有减少中国家庭的财富(尽管它让中国人意识到房地产市场不再是单向赌注)。

当前的中国经济更应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比较。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韩国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接近今天中国的数字。韩国经济和今天的中国经济一样,过度依赖投资,总需求不足,结构性失衡。在接下来的30年里,韩国转向更以生产效率为主导、以消费和服务为导向的增长模式,GDP年均增长约4.5%。以现价美元计算,韩国的人均收入现在约为美国的一半(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为70219美元,韩国为35142美元)。今后25年,如果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达到今天韩国工人的水平——这是可以预见的,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的人口红利或许已近枯竭,但随着从国家到市场、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型,大量受抑制的增长潜力有待释放。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速(五年平均水平)仍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只略逊于之前改革开放30年大部分时间的水平。

无论如何,中国绝不能指望韩国的过去成为中国的未来。中国必须做得更好,重视增长和发展模式、以及财政框架和政府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结构性转型。

中国依赖固定资产过度投资的模式必须更快地转向以消费为中心、以服务业为驱动力的模式,从而与国内经济再平衡和总需求管理相一致。东亚转型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并不完全是成功的。在中国,服务业在经济增长和国内就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70%,但该部门生产效率增长缓慢,限制了总工资,导致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缩小,加剧了不平等,并阻碍了投资消费再平衡。总需求缺口,通常是以信贷或资产价格泡沫来弥补,资产泡沫是当时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副产品。

中国必须避免这种困境。它必须降低服务业的准入壁垒——目前,许多服务业由国有寡头企业垄断,同时,要防止监管过度。必须逐步全面取消户口(户口登记/居住证)限制,使户口仅是一种居住登记制度,而不是获得公共服务的决定因素。必须建立统一便利的社会保障网,同时改革养老金制度,逐步提高目前较低的退休年龄,以将数百万“额外”劳动者纳入劳动力队伍。最重要的是,必须将家庭消费与住房脱钩。住宅房地产建设的结构性放缓,加上税收负担从劳动收入转向房地产和资本收益,将大大有助于宏观经济转向更加平衡、可持续和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

假以时日,楼市的动荡将被视作因祸得福,激发新的增长动力,实现以消费为核心的增长。“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口号喊得再多,也无法实现这种增长。事实上,如果中国成为亚洲充满活力的垂直一体化贸易和生产网络的最终消费市场,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该地区的首选货币。

至于财政框架和政府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鉴于当前的增长模式已达到极限,中国的税收结构必须摆脱对投资拉动型增长收入的依赖。此外,由于工业是主要收入来源,培育服务驱动型或者满足消费者利益的经济模式的动力相应减弱。税收结构必须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就像发达经济体一样),税基必须扩大,国家财政职能必须与信贷分配体系分离。

结构性财政赤字迫使地方政府从不透明的预算外机制筹集资金,这种情况也必须得到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本质上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工具产生的商业债务。中国《预算法》的适用范围不包括国家(这里指的是地方政府)产生的商业债务,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市政企业债券违约的情况,表明此类债务享有国家的隐性担保。此外,由于此类债务被视为企业债务,不纳入地方预算和决算,因此也逃避了地方层面的审查。这种欺骗必须停止。这些债务必须记入政府预算,透明核算,并最终通过全面的中央与地方债务解决方案加以解决。

此外,必须允许地方政府享有可预测的税收共享收入,并有权提高经常性财产税等自有收入,扩大其获得信贷以履行支出责任的渠道。当前基于土地的城市发展融资模式必须明确让位于基于市政债券的融资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债务市场的动荡将被视为因祸得福,既激励又迫使中国政府制定新的政府间财政改革蓝图。历史上,1994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契约,即分税制改革,消除了80年代财政承包制度的不正当激励,创造了30年强劲的投资驱动型增长。今天的财政框架改革以及政府间关系改革,将刺激未来25年以消费为中心的增长。地方政府财政改革也将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有利于建立更加统一的全国市场。

中国拥有足够空间来摆脱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削弱了消费者信心),并升级其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党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这通常是一场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会议,为国家发展制定经济议程,所以应该全面抓住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