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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领导将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

20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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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例的指数级增加不仅让公众上了一堂算术速成课,事实证明它也是对系统性风险的一次碰撞测试。虽然下定论为时尚早,但已经清楚的是美国——不只是其现任领导者——需要来一次大整顿。

严肃对待系统性风险是治理方面的终极测试,及格者在只有几例高传染性病毒肺炎出现时就知道要封锁一座城市或整个国家。加州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官员萨拉·科迪和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面对新冠肺炎就是这么做的,她们当机立断的风险管理获得了回报。

从安格拉·默克尔总理(一位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领导德国成功应对危机,或爱尔兰总理莱奥·瓦拉德卡(一位医师)的情况来判断,有科学背景的政治领导人是有助于抗疫的。由女性领导的政府超比例地实施了最有效策的策略,这肯定不是巧合。

那些反应较慢的辖区,如纽约市,则死亡人数高得多。在美国国家层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新冠肺炎的灾难性反应可直接归因于风险意识的缺失,它始于特朗普政府2018年决定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流行应对小组。目前非常清楚的是,基于科学和情报的风险评估对高效的政治领导至关重要,而特朗普却习惯于让两者服从他的“直觉”。

当然,无能的领导不只美国一家,即使高效的领导者所能做的也有限。系统也很重要。

由于强调灵活性和效率,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宣称自己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注意到的,在危机时刻,这种美国式活力当中“减震器”的缺乏变得非常明显,更不用说严重的不平等了。

新冠疫情过去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需要加强防御力,以应对迄今为止被低估的各种风险。必须以提高国家和多边对流行病的应对能力为起点,尤其要增加对美国疾控中心、世卫组织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投资。

但致命的大流行只是隐约可见的众多潜在威胁之一。其他潜在“大事”包括:一次全面的网络攻击,一场与1859年“卡灵顿事件”(导致地面通信设施失灵)规模相当的太阳风暴,东京或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发生大地震,或者是气候变化引发的众多灾难。

我们在考虑风险时,概率与潜在影响是同等重要的。2001年“911”恐袭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提出所谓“百分之一原则”,声称“即使巴基斯坦科学家只有1%的机率帮基地组织制造或开发核武器,我们也必须以确有其事的态度加以应对”。尽管切尼无视概率,而且主要是政治表演,但他的说法却与政府应如何考虑系统性风险接近。

在美国,政府已经承担了应对某些风险的角色,其中两个例子是战略原油储备,以及战略性国家医疗物资库存。但仅建立起这样的体系是不够的,正如当前危机中医疗库存的失败所显示,它们也需要被妥善管理。

此外,政府有责任要求私营部门保留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冗余产能。银行则绝对有必要遵守最低准备金要求。(这方面也有改进余地,政策制定者应汲取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8年倒闭的教训,禁止银行将风险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

真正的风险管理改革必须走得更远。首先,美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必须停止只共享风险而不共享回报的做法。没有公共股权的企业不应被救助,私人债权人应该第一个被淘汰。

很少有人指责沃伦·巴菲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商定的优惠条件向高盛和美国银行投资数十亿美元。而代表公众经营的政府应该是他们当中最精明的投资者。

最后,作为终级保险人和投资者,在形势需要的时候,政府应可以领导一场暂时但彻底的经济重组。无论应对疫情,还是应对气候变化这类规模更大但发展更缓慢的危机,政府都必须全面评估风险,确保金融、能源,卫生和交通运输系统为更广的社会优先项目服务。

尽管已有预见,但新冠肺炎还是让所有人措手不及,从而暴露出我们的准备不足。随着其他可预见灾难已在途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推迟复原能力的建设。为系统性风险未雨绸缪不可避免地会招来反对。复原能力意味着要有供应冗余,这通常被认为与效率相对立。不过,只有设定有限的时间范围或完全无视外部成本,这种说法才是对的。但这两件事政府都不应当做。

如果说新冠肺炎教会我们什么,那就是滞后保守的决策不仅会一路导致更高的边际成本,而且会把我们置于完全不同的轨迹——非常容易以灾难收场。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Leadership Failure That Will Cost Us Everything”(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