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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

战胜COVID-19和经济疫病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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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的时候,我曾预测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的传播将于2月份的第二或第三周出现拐点。事实上,2月22日以来中国的重症和危重症病例一直在减少。最近几天,除了抵达中国的国际旅行者,本地已经没有新增病例了。不幸的是,中国境外新感染正在快速增加,有可能给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面对疫情,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国和其他率先受COVID-19冲击的国家吸取几条有用的经验教训。它对于那些还未经历疫情大爆发的国家尤为有益。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首先,政府和公共卫生主管部门必须在大爆发出现前加紧准备。COVID-19袭来时,试剂盒、口罩、酒精湿巾、防护服、病床和生命维持设备的需求量会激增。欧洲和美国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六个星期的准备期,但其他国家现在就应当做好准备。

如果本国国内这些物资的供应有限,各国应考虑从中国、日本和其他地方增加进口。毕竟,这些产品大多无关高科技,许多国家都可以制造。特别是中国正急于恢复生产,当地工厂有能力,可以迅速应对全球需求的激增。

另外,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各国的国家应急计划应确保有足够数量的病床,尤其是ICU病床。如果国家计划不可行或不充分,政府就需要考虑迅速兴建新的医院,必要的话可以让外国公司参与。

公共主管部门还必须尽早、明确、有说服力地告知公众,如何通过个人卫生和社会隔离尽可能减少病毒传播。新加坡的卫生官员甚至总理都向公众提供了准确的医疗信息,他们是值得效仿的典范。

关键在于,一旦有爆发迹象,政府必须尽早果断行动,强制实行社会隔离。正如硅谷企业家托马斯·普约所表明的,这类步骤在中国已经奏效,对许多其他国家来说可能也是必要的。

为了减轻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某些影响,政策制定者必须向劳动者、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迅速的紧急援助。COVID-19在短期内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对某些行业产生中期影响。

工厂停工带来的负面供应冲击,会通过供应链传导给世界各地的下游部门,包括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COVID-19疫情的国家。而且,疫情使收入和需求萎缩,这将影响到各地的上游部门。由此导致的企业收入和商业信心下降,可能使产品和服务需求出现螺旋式下滑。为了防止衰退预期的自我实现,政府必须迅速推出紧急计划,包括暂停支付税款和利息,为劳动者提供财务支持和健康福利保障,为银行提供财政援助。

各国还需充分(或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强大的在线购物可以抵消零售商和工厂面临的部分经济困难,但这需要网络的广泛普及、企业和家庭对数字支付的广泛接纳,以及高效而廉价的配送体系。中国幸运地具备所有这三个条件,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因此,它们的政府应考虑紧急改革服务业,允许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帮助它们尽快建设基础设施,以推进国家公共卫生目标。

至于经济刺激,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方面,一项国际协调方案比各国单打独斗更有效。财政刺激方面尤其如此。当一国政府减税或向困难家庭提供临时财务援助的时候,其国内需求的增长有可能通过进口的增加“外溢”给外国生产者,这种溢出效果在那些依赖进口较严重的中小型经济体格外明显,从而导致它们不愿采取足够的刺激措施。

而国际协调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一旦所有国家都增加总需求,汇率就不必大幅变动,全球需求的增长就会让各方获益。在这方面,G20或IMF可以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

最后,降低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有助于抗击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目前,多家主要央行已将政策利率降到接近于零,因此无法有更多作为。然而,许多国家仍维持着各式各样的贸易壁垒,既增加生产成本,也减少了国内家庭的实际收入。

虽然经济衰退的风险常常诱使政府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但要想增加全球产出和就业,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与财政扩张一样,协调的贸易自由化提供成功的最佳机会,因为每个国家对外国企业的“让步”也将改善本国公司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WTO和G20需要加强这方面的领导。

COVID-19疫情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但这场危机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实行政策改革的难得机遇,不仅应对短期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且提升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虽然中国人其实并没有创造这种有趣的说法,但事实是,中文里的“危机”一词是由“危”和“机”两个字组成的。各国政府应当把握时机,不要浪费COVID-19危机带来的机遇。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Beating COVID-19 and the Economic Pandemic”(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