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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要以竞争性来定义中美关系的倾向由来已久。奥巴马总统曾经说过，如果美国不制定规则，那么中国就会制定。特朗普总统时期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则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总统在执政后首次记者会上表示，不会让中国战胜美国。相对照的是，中国一直以来则主张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合作共赢。但面对美国竞争性为主的话语体系，以及中美关系恶化的现实，中国也逐渐接受了中美关系竞争性增加的认知。例如，外交部发言人针对拜登总统的表态指出，大千世界，差异和竞争无处不在，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虽然世人大多接受或者默认了中美竞争的认知，但对中美两国究竟在争什么，似乎并没有搞清楚。
与人际关系类似，任何国家关系都存在着竞争性。竞争意味着双方在一些稀有资源分配上的斗争，因为稀有，才会竞争。然而，是否稀有并非完全是客观存在，在不少时候是主观建构的。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上的竞争，可以分为可视性、非可视性以及介于两者的中间地带等三种稀有资源的竞争。
可视性稀有资源竞争包括领土纠纷、自然资源争夺等，从这个标准来看，中美不存在明显的对抗性竞争关系。非可视性稀有资源的竞争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例如意识形态、国际政治影响力等，美国目前对中美关系竞争的话语体系主要集中于此。上述两类竞争都带有零和性质，然而比起领土资源，后者高度抽象，无法准确衡量。这种高度的主观建构更容易导致冲突，也更难解决。第三种则是处于上述两类之间的稀有资源竞争，就中美关系来说，最为明显的就是以贸易投资协定为代表的经济领域和以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领域的竞争。这个层面的竞争本身不自动带有零和性质，但很容易被带入上述两个层面的话语体系，从而具有零和性。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国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类似于领土扩张，将中国的高科技进步看成类似于稀有自然资源垄断，因此采取了极限打压办法。拜登新政府尽管还在进行政策评估，然而它重视价值观的倾向，很可能使其从意识形态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经贸和技术发展。我们看到，美国似乎更多地用民主对专制、自由对胁迫等两选一模式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话语，将这些中间地带的东西引入到了非可视性稀有资源竞争领域。
笔者认为，中美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等中间地带的竞争，需要有意识地避免滑入上述两种零和性质的竞争话语体系。与冷战不同，无论TPP、RCEP还是投资协定，都主要是由经济逻辑主导，而不应该过度地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同样，在冷战时代，高技术领域主要是核技术竞争，是以双方完全脱钩、高度军事化、秘密发展的方式进行。而与冷战时代核技术不同的是，今天无论是5G还是人工智能，大家都需要使用，技术交流不可或缺。在今天高科技发展的背后，主要还是科学和市场逻辑在起作用。中美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应定义为一种“同行竞争关系”。如果从霸权角度看待这些竞争，就会滑入可视性稀有资源的对抗性竞争，因为霸权只能有一个。如果从意识形态绝对优劣的角度去看待同行竞争关系，那就会滑向非可视性稀有资源零和博弈的深渊，因为正义与邪恶是二元对立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竞争双方有不同诉求，但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关键要看双方如何认识这种竞争。
中美关系要走向稳定和成熟，需要从认知上搞清楚双方究竟在争什么。中美没有领土争端，双方也没有美苏时代的意识形态极端对立，因此，避免单纯用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零和竞争来定义中间地带的经济和技术领域竞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建构中美关系话语体系良性互动中，这也应该是特别需要努力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