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的主要考虑是敲德震美，把握欧洲军事战略主导权。虽然在获得盟国充分理解和支持之前，马克龙并无贸然高调出兵的打算，但他提“出兵论”给我们敲响警钟，即当前的乌克兰局势已经让各方势力认为讨论“升级”有利可图，这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影响的结果，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不断演进变化的，但其中的一些重要内涵，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平等、多元、包容等则具有传承性与延续性。这一秩序愿景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一脉相承、相得益彰，是对国际普遍认同的联合国秩序的遵循与实践。

美国大选结果对于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中国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定前行，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能有所不同。

随着双方不断强化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不断亮出直接对抗的军事底牌，俄乌冲突的确存在局部冲突失控而升级为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

美欧在AI监管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美欧仍用地缘政治竞争逻辑主导关于技术议题的讨论，慕安会未能提出全球合作应对技术风险的积极建议，也未能就推进对技术风险的全球监管给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案。

印度与马尔代夫陷入争端的同时，小岛国在全球不断演变的海上权力博弈里成为关键参与者。随着全球大国竞相争夺影响力，地缘政治的焦点转向这些国家。其战略意义促使人们重新分析以往赋予这些国家的标签，也使得这些国家在通过谈判确定自身国际舞台角色时获得新的自信。

战争，无论何种形态都会有第三方，而第三方行为受战争环境和交战方身份的影响。在乌克兰战争中第三方既是调节者，又是冲突直接或者间接的相关方。受战争环境的影响，乌克兰战争中的第三方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即核心国家、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核心国家是指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8国，而中心国家则是除G7外的北约成员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伊朗和朝鲜，而边缘国家由上述国家外的全球南方国家组成。随着乌克兰战争向长期化发展，第三方行为已逐渐成为影响战争走势的关键因素。

所谓的中美“理念之争”，表面上讲的是“理念”，背后其实是“利益”，反映了美国试图通过“理念之争”的说辞来掩盖其争夺现实利益、特别是国际秩序主导权的实质。

美国政府应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设定边界，避免将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中美必须努力理解对方的心态，共同努力降低风险和增强稳定性。双方都不应基于各自的海洋安全认知，在世界范围内对对方采取单方面行动。

美国台海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有四大重点：继续在台海保持所谓“双重威慑”；加大对柯文哲和民众党的影响；继续强化美台关系；强化“民主对抗专制”叙事。

美方推动“脱钩”和“去风险化”，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不小冲击。2024年美国大部分行业即将进入补库存周期，中国扩大内需战略和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也将进一步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这些都有利于中美经贸形势的改善。

两国人民应该运用逻辑来识别他们听到的究竟是事实还是观点，而不是滋生不必要的敌意。不必要的敌意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导致对彼此的政策误判。

美国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科技封锁、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来保护国内产业，却抨击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并将其同美国国内就业形势挂钩，此等做法不利于美国改善国际形象和提振国际声誉。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推动停火谈判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并团结南方国家发出集体声音。

作为一种与西方盟友体系截然不同的合作机制，金砖既是代表“全球南方”在新一轮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中合作互补、联动自强的多边机制，也是百年变局形势下国际秩序重构的主要驱动因素。“大金砖合作”必将推动全球治理架构从“中心-边缘”向“平等-共治”模式转变。

世界银行、IMF等布雷顿森林机构资助对俄战争，破坏了其章程体现的法治理念，或恐违反经济公正、审慎和政治不干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