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月14日，中美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政府间会议。去年，中美代表经过数月的筹备，最终在202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习拜会”上做出了具体承诺。正如外界预期的那样，此次会议没有达成具体的决定、成果或者联合声明，但两国政府都对有机会交换意见表示满意。
此类人工智能会议符合拜登政府为防范军事冲突而建立“护栏”的行动，美国官员称这些会议是“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维护世界安全。美国首任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特使纳撒尼尔·菲克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渠道“将让美国和中国找到合作和共同努力的领域，即使在其他领域存在竞争”。两国政府都参加了去年在英国举行的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峰会发表了由中美等国签署的《布莱切利宣言》），以及今年5月在首尔举行的后续峰会。
在上月旧金山举行的网络安全盛会RSA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发表演讲，详细介绍了当前美国对新兴技术的方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国际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战略》。
美国官员称，该战略的“指导原则，即组织原则，是数字团结的概念”，即在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合作伙伴、公司和民间机构之间培育团结。布林肯将数字团结定义为“愿意为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帮助合作伙伴培养相互支持的能力……在规范、法规、技术标准等所有方面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认为，这种对伙伴关系的重视（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最近的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上的讲话也体现了这一点）与独裁政权重视“数字主权”形成鲜明对比。
在日内瓦的会议上，中国代表试图扭转美国对华转让先进技术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认为，美国限制具有潜在军事或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先进半导体出口，这种“小院高墙”做法过于宽泛、限制过严。他们提议中美联合实施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发项目。
此外，中国政府希望加强联合国在管理人工智能规范和规则方面的作用，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美国科技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拥有决定性影响力。中国的这一立场体现在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宣言的谈判里，也旨在获取缺少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尽管美国官员在联合国机构内开展合作，但他们的多数精力集中在七国集团，而中国和俄罗斯并非该集团的成员。为了与中国争夺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布林肯和其他美国官员强调了他们的愿景，即利用人工智能为进展缓慢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动力。
6月6日，菲克在《华盛顿邮报》总部演讲时表示，美国愿意继续和中国对话。例如，两国政府可以就如何将前沿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价值观结合交换看法。美国目前更侧重于确保开发人员“自愿承诺”对新技术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菲克重视这种做法，认为它在应对快速的技术变化时拥有充分的灵活性。但是，美国的这种方式可能越来越类似于中国政府的监管。
不过，这些讨论的范围和影响仍然有限。北京拒绝签署美国起草的《关于负责任地军事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的政治宣言》。该宣言得到了50多个国家政府的支持，但需要获得更多支持，才能成为确保负责任国际行为的既定规范。
对于具有军事应用的技术，美国不太可能放松出口和投资管制。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官员将继续抵制技术开发项目合作，并可能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开发的闭源人工智能模型。他们还希望防止外国势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干涉美国大选。分析人士担心，人工智能工具将使得网络操纵更加容易、更加有效。例如，人工智能会使得“深度伪造”的政客形象更加逼真，使制作的信息精确推送到个人，并让来自外国的信息看起来更加真实。
此外，美国官员将继续指责中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键交通、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中预置恶意软件。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蒂莫西·D·霍表示，“伏特台风”和其他与中国存在关联的黑客组织在寻找方法，阻止外国军事力量干涉涉及中国的军事突发事件。
未来，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双边会谈可能需要涉及更多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包括国防部门。对解决军控问题中的人工智能问题，以及促进中美安全界人士展开旨在降低风险的对话来说，这些会谈大有裨益。两国政府最近已经同意恢复直接军事会谈。
尽管如此，两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就正式的人工智能条约进行谈判。即使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单边声明，在合规性的核实和执行方面也会存在问题。鉴于过去中美危机沟通机制存在的各类问题，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热线的意义令人怀疑。
在人工智能和军事安全领域，最有成效的会谈也许仍是侧重于实践而非原则的非政府对话（二轨对话）。过去的专家交流解释了术语，回顾了案例研究，特别是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冲突场景。未来的会谈可以将学术和行业代表纳入其中，从而取得更多的成果。
无论如何，因为中美两国拥有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和市场，两国将继续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接触。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中心地位及其固有的双重用途性质，决定了人工智能问题仍将是中美紧张关系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