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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拜登政府对华执行的大国竞争战略，对美国台海政策产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响。适逢美国大选年，不论谁最终赢得选举，下届美国政府都将延续这一战略，这也意味着其对台海政策的影响将继续。但由于下届政府在战略实施范围和程度上肯定与拜登政府不同，这种影响也可能发生变化。
战略主要内容
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不被超越，其重点是西太平洋地区。虽然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是明显趋势，可用资源与政策目标的不匹配日益明显，但美政府仍把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作为战略目标。
其次，确保美国在关键科学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鉴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新能源技术等具有“军民两用”特点，美国政府推动“小院高墙”政策，不断向盟友施压，欲通过切断美国及盟友与中国的技术、资金、人员往来，确保美国在上述领域不被中国超越，美国军事霸权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
第三，国际秩序和治理模式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而非“威权”“专制”的。虽然中国政府不主动输出意识形态，但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都是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极大挑战。美国不能容许一个“异质”大国在内部挑战现有秩序，或在外部另建一套秩序。
战略主要特点
一是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两党和府会共识。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战略的目标、手段、成本与收益等问题上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两党共识，也是府会共识。美国战略学术界即使有极少数人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识不够全面准确，也不会挑战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二是在全球化时代推行冷战政策。虽然美国政府高官不断强调，其对华战略并非推动“新冷战”，因为时代变了，条件也变了，但从实际政策看，其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本质是在全球化时代推动冷战政策。这主要表现在：推动地缘政治、军事上的零和博弈；推动“脱钩断链”，致使全球化不仅朝区域化、碎片化，甚至是朝阵营化方向发展；以“贴标签”做法推动意识形态对抗，无视不同制度的实际治理效果，破坏让全球治理有效进行的既有框架。
三是力求避免大国直接冲突和战争。美国政府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本质是通过推行冷战政策遏制中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因此，力求避免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与战争是该战略的特点之一。这是拜登政府反复强调“护栏”重要性，强调两国政府各层级对话沟通防止误判重要性的最主要原因。
对台海政策的影响
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对其台海政策产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其台海政策目标开始暗含阻止中方以任何形式实现两岸统一。为确保美国地缘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不被超越，拜登政府上任之初，其助理防长拉特纳就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台湾是“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强调台湾对维护美国地区军事霸权的重要意义。当时即有美国学者敏锐地指出，拉特纳的说法非常危险，因为其暗含着的意思是美国为确保军事霸权，将阻止两岸统一。拜登政府后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非常谨慎，但从实际政策发展方向看，阻止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已是美国台海政策暗含的目标。
其次，其台海政策的重心从强调“两岸维持现状”转为强化军事威慑，遏制中方以军事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冲动”。由于美国深切感受到在西太地区中方的不对称军事优势正在不断扩大，基于“能力决定意图”的分析框架，基于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绝对军事霸权的战略需求，美国台海政策的重心从强调“两岸维持现状”转为通过强化美国地区盟伴体系的军事安全合作，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合作，来加强对中方的军事遏制。也就是说，不论今年1月13日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如何，不论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美国政府都将积极推动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今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2024年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拜登总统随即签署。法案包括向台湾和其他美国主要盟友提供“对外军事融资”的20亿美元，以及用于补充五角大楼向台湾提供军事服务、军事教育及训练，以及向地区合作伙伴提供国防物品和服务的19亿美元。这笔对台援助金额巨大，为历史首次。
第三，推动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重新解读，阻止“一中原则”在联合国体系内战胜“一中政策”。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就开始推动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重新解读，声称该决议没有解决台湾在联合国内的代表权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特朗普政府时期，若干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在与大陆的建交公报中表示坚持“一中原则”。这令美国政府认为，若“一中原则”成为联合国体系内的主导原则，美国等一些国家坚持的“一中政策”的合法性将被严重削弱。这也与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方向一致，即确保“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的完全领导下，确保“规则”由美国及其盟伴体系主导。
第四，将台湾纳入美国主导的地区盟伴体系，在供应链安全、治理模式竞争等议题上通过凸显台湾成绩来矮化大陆。由于在芯片领域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全球领先，台湾在美中科技竞争、美国供应链安全等方面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棋子”。除此之外，受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民主选举”“应对疫情模式”等被塑造为优于中国的“威权”“专制”治理模式。与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台湾的忽视不同，拜登政府对台湾在亚太地区的定位非常明确且，即要让台湾“被看见”。
影响今后台海政策的因素
下届美国政府实行对华大国竞争战略不会变，但实施范围和程度会和拜登政府不同，这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首先，下届政府对强化军事威慑负面影响的评估。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目前美国在台海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威慑，其负面影响已日益突出。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危险是美中军事威慑战略都“走过了头”，双方深陷“安全困境”，并很可能被台湾执政者利用，在突发事件后产生误判，从而导致可能的冲突。下届政府上任后，将有几个月时间对现有台海政策进行评估，结果值得关注。
其次，乌克兰危机“巴以化”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架构的影响。目前俄乌都无力对战场形势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双方都释放了愿意接触、对话甚至谈判的信号。但由于俄乌（及背后的美欧）对如何结束战争分歧巨大，俄罗斯和美欧对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看法分歧巨大，乌克兰危机很可能逐渐“巴以化”。这对美俄关系、美欧关系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连带也会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产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