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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之间每一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本应让两个经济体渐行渐远，至少我们被告知如此。但全球经济却没有顺应这一主流论调。事实上，每一轮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都伴随更多巩固中美经济纽带的投资。除非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一悖论，否则“脱钩”一说所描绘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现存的模式可被理解为“资本现实主义”。如今的地缘政治竞争已成常态，但由于完全的经济割裂代价过高，资本流动并未停止，它们只是适应了各种限制。关税、出口管制和地缘政治冲击并不是稳定体系的中断。每当政治将全球版图割裂，资本总会重新规划出最快捷的流通路径。
这一过程的证据确凿无疑。尽管限制不断升级，美中贸易额依然可观，每年仍达数千亿美元。即便部分直接贸易有所萎缩，相关经济活动也并未消失，只是改变了地点。例如，2025年越南贸易总额突破9000亿美元，出口额约为470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外资制造业推动。与此同时，过去十年美国自越南进口额大幅攀升，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在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
这种模式在东南亚地区更为明显。虽然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东盟成员国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持续扩张，该地区日益融入中国与西方的生产网络。这些迹象远非预示体系的崩塌，而是表明经济关系正快速重组，尽管代价巨大。
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几类模式将持续存在：美中贸易仍会保持可观规模，即便限制持续加码，贸易流也会越来越多经第三国中转；投资将继续涌入能同时对接两大体系的经济体；为应对政策压力，企业会推动供应链在地理上更加分散，而不是相反。
以受战略限制最直接的半导体业为例，台积电正大举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扩建晶圆产能，新建工厂分别服务不同市场、遵循不同监管规则。资本现实主义要求生产必须布局多个管辖区域，因为不能依赖单一地区来确保供应不中断。
这一模式不仅限于供应链。中国对外投资越来越多流向东南亚，而对美投资则相对低迷。资本并未退缩，而是通过与两个超级大国均保持有效关系的经济体进行重新布局。
从我在新加坡的角度看，情况是很清楚的。身处美中二元对立之外的国家并非被动旁观者，而应被视为支持新体系运转的基础枢纽。东南亚与印度正成为关键生产节点，即便中东部分地区仍深陷冲突，也依旧是资本、能源与物流的重要中心。它们让企业得以跨越地缘政治分歧，无需完全投入任何一个体系。它们的价值与大国对抗的激烈程度直接成正比。
这些经济体并非追求中立或对冲，而是在体系中占据着结构性地位。身处大国之间的这些国家，正是维系全球经济运转的关键力量。通过维系与两个竞争体系的关系，它们同时保持着渠道、选择权和信誉。
大多数政策框架并未考虑这种模式的影响。美国或中国政府推动全面经济分离的每一个举措，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限制措施加速了经济调整，也就是通过第三国重新配置，这让全球体系更具韧性，也更难被单方掌控。
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地缘政治风险再也无法边缘管理，而必须纳入运营架构。那些提前布局多地区产能冗余的企业，已占据结构性优势；而坐等局势明朗的企业则会发现，清晰的局面并未到来，体系已向前发展，将它们甩在了身后。
对全球经济的“桥梁”国家来说，机遇是真实存在的，但收益不会自动到来。要同时对双方有价值，就需要有制度信誉、稳定的监管环境以及大规模吸纳资本的能力。这些需要时间来建设与维护。
当然，这些动态消除不了破裂的风险。台湾问题引发的严重危机或全面的金融制裁，仍可能迫使企业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资本现实主义并不承诺稳定，它只是揭示了在未发生灾难性冲击的情况下，利益驱动会维系一体化格局。
资本现实主义已然重塑全球经济格局。问题不再是体系走向分裂还是维系一体，而是政策制定者是否认识到资本已经建立的体系，还是继续纠结于一个已不复存在的体系。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y US-China Decoupling Isn't Happening”（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