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再次受邀来到慕尼黑安全会议，弥漫在会场内外的秩序焦虑感扑面而来。与去年在慕安会所感受到的欧美温差不同，2026年年初的慕安会更像是一场关于国际秩序未来走向的集体困惑，比如，欧美还能否维持共识？还能否继续塑造世界？多极化时代又将以何种形态到来？
回顾近年来慕尼黑安全报告的主题，可以清晰看到西方战略界心态的变化轨迹。从2021年的“西方缺失”（Westlessness）、2022年的“扭转乾坤，放下无助”（Turning the Tide），2023年的“重塑愿景”（Re：vision），2024年“双输？”的“Lose-Lose?”，2025年的“多极化”（Multipolarization），直至今年报告主题直言不讳地将国际秩序描述为“正遭摧毁”（Under Destruction）。
2026年慕安会报告开门见山，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破坏性政治”（wrecking-ball politics）的时代。这意味着在欧洲看来，美国对国际秩序是破坏而非改革，这已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重要趋势。这种判断在慕安会历史上颇为罕见，不仅反映欧洲战略界对秩序未来的悲观心态，更折射出对国际秩序发展方向失去确定性的深层焦虑。如果说过去欧洲仍相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以通过改革延续，那么今年的共识更接近于旧秩序正在终结，而新秩序尚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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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成昊参加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 |
今年慕安会引人关注的发言之一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讲话。与去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欧洲的强烈批评不同，鲁比奥语气明显更为缓和，强调美国希望重振旧友谊，并与欧洲共同塑造新的国际秩序。但其核心信息同样清晰，美国认为战后秩序已经失败，需要重塑。鲁比奥呼吁欧洲正视国际制度失灵、自由贸易和移民带来的社会压力，强调美国希望与欧洲共同推进以主权、再工业化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新秩序框架。
这种表述在慕安会会场引发复杂反应，一方面，欧洲领导人欢迎其合作语气，
但另一方面，多数欧洲代表认为美国秩序观已发生根本变化。鲁比奥讲话的一个细节尤其耐人寻味，他强调欧美共享历史、文化与文明纽带，却明显弱化共同价值这一传统跨大西洋同盟的基石，而这正是当前欧美秩序认知差异的核心所在。
在特朗普政府的视角中，国际秩序应以国家主权、产业实力与安全竞争为基础；而在欧洲主流认知中，秩序仍应以规则、多边主义与价值共同体为基础。今年的慕安会报告也认为，美国正放弃战后秩序三大支柱，多边制度、自由贸易与民主联盟。鲁比奥的讲话恰恰印证了这一判断，美国并非退出秩序，而是试图重塑秩序逻辑。
另一个鲜明现象是中等强国合作话题的升温。虽然加拿大总理卡尼未出席，但他此前出席达沃斯论坛提出中等强国应抱团维护秩序的理念在慕安会得到呼应。“卡尼主义”无处不在，许多欧洲与亚太国家代表均表达类似看法，认为在美国角色不确定背景下，中等强国需要加强合作。
但共识之下是更多的迷茫，问题远远多于答案。例如，谁来主导？合作机制何在？安全与经济如何平衡？欧洲内部对此同样分歧明显，一部分人强调战略自主，一部分人仍希望劝服美国主导秩序，还有人主张扩大欧洲与全球南方合作。这种路线和方向的模糊不清，正是秩序裂变的典型特征。
今年慕安会还有一大变化，欧美之间的讨论变得更为坦率甚至尖锐。美国想要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欧洲需要做得更多，而不仅是谈论更多。鲁比奥表示，美国希望欧洲强大并承担更多责任，这被不少欧洲代表解读为美国对欧洲防务能力的“现实主义考核”。同时，欧洲方面也更直率表达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与不信任，甚至直接在现场逼问美国参会代表，特朗普政府是否还支持当前国际秩序。欧美之间这种公开的相互质疑成为今年慕安会的重要特征。
在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看来，欧美争论并不令人担忧，反而被视为西方走出自身舒适区的表现。一位非西方参会者在讨论时直言，欢迎欧美来到现实世界，而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这种认知差异折射出秩序视角的变化，西方曾视为普遍规则的秩序，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眼中从未真正普遍。
慕安会是观察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窗口，今年会议所呈现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未突然崩塌，但其结构性松动已难以逆转，新的国际秩序形态正在形成之中。今年慕安会报告将这种变化概括为秩序被拆解的过程，并提出未来国际体系可能呈现多种并存形态，包括势力范围主导、交易性安排主导以及由权力网络塑造的非制度化秩序。这些趋势虽然路径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即国际关系运行逻辑正从以规则和制度为核心，逐步向以权力、利益与能力为核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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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现场，与会嘉宾就全球秩序与地区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图片由作者拍摄） |
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规则与多边主义将完全消失。慕安会报告认为，面对美国对既有秩序的松动与调整，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主动加强合作机制与规则安排，例如新的贸易协定与区域合作网络，以维持某种程度的制度稳定性。 因此，未来国际秩序更可能呈现出一种分层与混合特征，在大国关系层面，实力政治与战略竞争将更加突出；在区域层面，合作机制与制度安排可能更加活跃；而在全球层面，部分规则体系仍将延续并发挥功能。
由此观察，国际体系并未简单进入“无序时代”，而更接近一种结构转换期。在这一过渡阶段，旧秩序的规范与制度仍在发挥作用，但其权威性与约束力正在下降；新秩序的权力格局与运行规则尚未完全确立。这种旧未退、新未立的状态，正是当前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重要来源。
从更广阔视角看，慕安会所呈现的图景并不仅限于欧洲。跨大西洋关系正在重新谈判其权力与责任分配，中等强国正在探索新的合作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则在适应权力结构变化并寻找更大政策空间。国际体系的多重参与者正在以不同方式回应秩序转型，这使未来秩序更可能呈现多中心与多层次特征。
今年慕安会所反映的并非单纯的秩序衰落，而是国际秩序进入新阶段的信号，这一新阶段将意味着规则与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理念与现实的重新校准。正如慕安会报告所言，我们或许正处在既有国际秩序被拆解的时代，新秩序的轮廓也正逐步显现，而大国互动、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实践都将不断塑造这一裂变中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