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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自二战后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世界格局。美国长期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以及国际规则一体化。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特别是特朗普两次执政并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全球化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引发全球贸易秩序的混乱。美国肆意对多国加征关税，其他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和贸易利益，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形成贸易战恶性循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破坏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使世界贸易秩序陷入混乱，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消费者福利受损，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也促使部分企业将生产环节从海外撤回国内，全球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国际分工合作受到干扰。这些变化都在侵蚀全球化发展的基石。
全球合作氛围的进一步缺失，是特朗普执政对于全球化的另一重要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各国纷纷采取反制措施，加之“大国竞争”持续抬头，导致各国的危机意识普遍强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加，从根本上制约了开展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政治基础。同时，特朗普推动加强边境管控、限制移民、打压国际学生等种种极端行为，减少劳动力在全球流动，影响人员交流和国际人文合作。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等反复出现的“退群”行为，削弱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作用，破坏了国际合作原则与机制，降低了全球治理效率，也使全球化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但需指出的是，特朗普执政及其带动的逆全球化态势，目前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相互联通、相互交融、命运与共的现实。国际贸易、海外投资、人员往来等代表全球化的主要数据虽有起伏，但并无断崖式下跌。这表明，特朗普的执政或许放大了反对全球化的极端声音，但在可见的未来尚无法撼动数十年累积的全球化现实。特朗普的政策发生于欧美社会民粹主义的大背景之下，这或许代表了在西方世界全球化理念的退潮，但尚难表明全球化的现实遭遇了不可挽回的逆转。同时，以英伟达等新兴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也在对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构成新的制约。特朗普在普遍关税问题、对华贸易谈判等方面的态度反复，其实反映的是全球化相互依赖的现实和跨国资本的力量对其执政形成了直接制约。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政策推动了逆全球化趋势，冲击现有国际秩序，但也促使世界其他国家寻求新的合作模式，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面对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全球化挑战，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区域化合作。在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这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将极大促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加强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欧盟进一步加强内部整合，推动单一市场建设，提高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脱欧后的英国也在重新强化与欧洲大陆的合作。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启动，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些区域化合作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逆全球化影响，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的新力量。
在新型全球化的再造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合作，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新动力和平台。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在联合国即将迎来成立80周年的背景下，“未来峰会”的召开代表了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打造新的全球合作机制、重塑全球合作氛围的强烈意愿。
可见，特朗普出于国内政治需要的反全球化政策，虽在当前阶段冲击了全球合作态势，但更加鲜明地反衬出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逐步式微，表明其国内利益重塑过程正导致与多数国家利益的矛盾对立。在过往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一直是主要推动力，而未来的全球化进程，则可能是一个逐步去除美国支配地位、各国共同塑造普惠包容合作的新全球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