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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世界的破坏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虽然破坏如此严重，但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
现在，全世界都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并不在于如何让全球经济恢复运转，很幸运，我们是知道答案的，我们已经积累了管理经济复苏进程的有益经验。我们必须回答的这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想让世界回到新冠疫情发生前的样子？还是我们想重新设计这个世界？这完全由我们来决定。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并不好。新冠病毒出现前，全世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可怕事情叫喊。其实，我们是在数日子，直到一场气候灾难让整个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我们面临着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的严重威胁。财富的集中正达到临界点。我们彼此提醒，这十年是最后的机会，在此之后，我们所有努力的结果都将微不足道，不足以拯救我们的星球。
我们应该回到那个世界吗？选择权在我们自己。
冠状病毒瞬间改变了世界的背景和格局，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胆的可能性。我们突然面对一块白板，我们可以朝任何想去的方向走。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选择自由啊！
在重新启动全球经济之前，我们必须就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成共识。首先，我们必须同意，经济是一种手段，它帮助我们达到自我设定的目标，而不应像是某种神力设计的死亡陷阱，用来惩罚我们。不要忘了，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具。我们必须继续设计它，直到实现最大的集体幸福。
无论何时，一旦觉得它并没有让我们达成所愿，我们立即就会知道所用的硬件或软件出问题了。我们必须解决它，而不能找借口说，“对不起，我们实现不了目标，因为我们的软件或硬件做不到”。那将是不能被接受的理屈辞穷的借口。如果我们想创造一个零排放世界，我们就要为之建构合适的软硬件。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没有失业的世界，我们同样要这么做。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财富不会集中的世界，我们也同样要这么做。关键是要建构正确的硬件和软件。权力在我们自己手中。当人类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的时候，尽管去做好了。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此次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近乎无限的重来机会。我们可以另起炉灶，重新设计我们的硬件和软件。
疫情后的重建必须基于社会和环境意识
简单一致的全球决策对我们大有助益：它明确表明，我们不想回到过去，不想以复苏的名义跳进同一口油锅。
我们甚至不应称之为“复苏”计划。为了明确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称之为“再造”计划。为此，企业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新冠疫情后重建规划的起点，必须是牢牢将社会和环境意识置于所有决策的中心位置。除非政府确定社会能够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否则，政府必须保证不会向任何人提供哪怕一美元。所有与重建有关的行动都务须有助于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建立起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意识的经济。
现在正当其时
我们必须从由社会意识驱动计划与行动的一揽子“重建”方案出发。在危机最严重的当下，我们就必须制定计划。危机结束时，会有大量的旧式想法以及需要匆忙决定的旧式纾困方案出现。人们会提出有力的理由改掉新举措，称这些政策未经过检验。例如，在我们建议把奥运会设计成一个社会企业时，反对者就提出过同样的观点。现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是朝这个方向设计的，这让人越来越兴奋。我们必须在匆忙行事之前做好准备。现在正当其时。
以社会企业为中心
在整个重建计划中，我的建议是以社会企业为中心。社会企业是专门为解决大家的问题而创建的企业，除了收回原始投资，投资者不会获得任何私人利润。原始投资收回以后，所有后来的利润都要再投入到企业中去。
政府将有许多机会去鼓励、优先考虑并提供空间，让社会企业来承担重大的重建项目。与此同时，政府不应指望任何有需要的地方都有社会企业出现。在建立社会企业进展缓慢的地方，政府必须先推出传统的福利计划，帮助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并恢复基本服务，支持有需要的企业。
为了加快社会企业进入市场，政府可以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社会企业风险投资基金，鼓励私营部门、基金会、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为其提供融资。各国政府应鼓励传统公司创办自己的社会企业，或与伙伴社会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在重建计划下，政府可以为社会企业收购公司提供融资，并与有需要的企业进行合作。央行可以允许社会企业像其他企业一样，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去投资股票市场。
重建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机会，政府应当尽可能让更多的社会企业参与进来。
谁为社会企业投资？
社会企业的投资者无处不在。我们看不到它们，是因为现有的经济教科书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并没有被训练去发现它们。直到最近，经济学课程才把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社会影响力投资和非盈利组织等话题作为乡村银行和小额信贷获得全球赞赏后引发的附带问题来讨论。
只要经济学还是一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学问，我们就不能完全靠它来制定基于社会和环境意识的重建计划。我们整个战略的目的应该是增加社会企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当社会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经营两种企业的企业家人数都在快速增多的时候，社会企业的成功将非常明显。这将标志社会和环境意识驱动型经济的开始。
一旦政府的政策开始认可社会企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就会热情地站出来扮演这一历史性机遇所需要的重要社会角色。社会企业的企业家并不是小型行善团体的成员，准确地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全球生态系统，它包括了大型跨国公司、大型社会企业基金、有才干的CEO、法人团体、基金会和信托公司，它们在筹集资金和经营全球及当地社会企业方面有多年的经验。
当社会企业的概念和经验开始获得政府关注，许多创造利润的能人会很乐意发挥他们未开发的才干，成为成功的社会企业企业家，并在社会和经济危机期间发挥极为宝贵的社会作用。
我们是天生企业家，不是求职者
重建方案必须打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传统分工。
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公民的职责就是照顾家庭和纳税。而事实上，政府——更小范围来说是非营利部门——有责任处理好所有集体问题，如解决气候、就业、医疗保健、教育、供水等问题。重建计划应该打破这堵隔离墙，鼓励所有公民站出来，通过创办社会企业来展示他们解决问题的才干。他们的力量不在于有多大的主动性，而在于他们的数量。每一项小倡议乘以一个大数字，就会成为有重大意义的国家行动。
社会企业的企业家们能够立即解决经济崩溃导致的失业问题。社会企业的投资者们可以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他们还可以把失业者变成企业家，证明人类是天生企业家而不是求职者。社会企业还可以与政府合作，参与建设一个强大的卫生系统。
社会企业的投资者不一定非是个人。它们可以是机构，如投资基金、基金会、信托公司和社会企业管理公司。许多这类机构都熟悉如何与传统的公司所有者进行友好合作。
虽然新冠疫情后的形势令人既绝望又充满紧迫感，但政府发出的正确呼声可以唤起前所未有的行动热潮。这将是对领导力的考验——显示世界如何在完全未知方式的激发下获得重生，它将是男男女女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无处躲避
如果疫情过后未能实施社会和环境意识驱动的规划，我们将来面临的灾难将比新冠疫情造成的灾难严重许多倍。我们可以呆在家里躲避冠状病毒，但如果日益恶化的全球性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愤怒的大自然和世界各国愤怒的民众。
